首页 -> 2005年第4期
中央党校“孙定国冤案”背后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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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吹捧赫鲁晓夫特别是骂斯大林同志的东西还多得多，请中央看一下。
别了!党!但我永远也不会忘怀我们伟大的党!多么痛苦的时刻呀!
我今天才体会到邹鲁风的心情，当然，我认为他做得是不对的。
孙定国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孙定国在遗书中所提到的那个人，在涉及到这封遗书的公开出版物中，都是匿名的。显然，孙定国在决心赴死之前，决定不顾一切，要以自己的党性，向党揭发其言行。其实，在那一历史条件下，这样的事或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么，这个至今还被隐去名字的人物是谁呢?据推测，他就是党校校长杨献珍!孙定国为何在临难之前要写下这样一份遗书?或许，他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作出的没有选择的选择?或许，真的是他被汹汹的政治高压出于被迫或“觉悟”而作出的如今看来是过于天真的举动?而后是否因此感到无法承受心理的负担、无法安妥自己的灵魂，他才终于决定走上绝路?
——而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历史悲剧!
在马列学院或中央党校，自始就有火药味极浓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论战，其双方则主要是党校内部的杨献珍与艾思奇这两军对垒，且无论是建国初年的杨献珍为首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与艾思奇为首的“单一经济基础论”，还是后来沸沸扬扬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及“合二而一”论，它们都不过是后来“文革”的一场理论批判的小型预演。深知其内幕的孙定国最终无法选择自己再次“站队”的事实，他便以死来选择逃避了。
孙定国在遗书中所提到的发生在1959的事，即“×××同志”在河南的讲话，以及他对苏共“二十大”的评论，笔者作过一番揣测和爬梳，后来看到杨献珍有一篇《1959年纪事》，觉得可以作为孙的遣书的一个背景。
1959年之前的1958年正是“三面红旗”如火如荼之际，用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文章《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中的语言，是“这个大跃进是从平地上陡然冲破九重云霄的大跃进，是人们非亲眼看见就很难相信、甚至有些人亲眼看见了也还是不肯相信的异乎寻常的大跃进”。杨献珍回忆说：“当时河南省样样工作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全省亩产小麦一千斤。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好不热闹。”于是杨在这年的9月，安排哲学教研室由艾思奇带领到河南禹县、长葛、密县、登封4个县的社队，“参加劳动学习”。
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之后，翌年1月，杨献珍赴河南看望和了解党校干部工作与学习的情况，在与河南老干部的接触和闲谈中，杨获得了一些不同的信息：“他们向我反映了下面的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其中有密县人民粮食不够吃，营养不足，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了人。卫生部派人来调查，确属事实。我所了感到十分震惊。”杨从河南省党代会简报和发言中看到登封县县委书记的发言记录，“其中有这样精彩的句子：‘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如此等等，一连串总有七八个‘不虚报就不能’如何如何，结论当然是要搞大跃进，必须虚报。当时看了，心中十分纳闷，不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杨献珍经过调查，河南的真实情况令他“不胜惊异，《聊斋。考城隍》有几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我当时不禁慨叹地续了两句：‘有意作假，当如之何?”’这“作假”，有“河南省西平县某公社放小麦卫星，‘小麦亩产7320斤’。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还被北京某高级理论机关的负责人聘请到北京给科学界作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在一个科学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题为《揭开"7320"之谜》。作者捏造了许多‘根据’和‘理由’，把虚构的‘7320’说成是真实的”等等。
不仅要保自己“乌纱帽”的地方长官是如此，就是平素宣传和研究“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哲学家也是如此。杨献珍回忆说：“1959年，有一位哲学家就在河南的一个县，住了七八个月，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后来有人议论大跃进年代河南省的领导有主观主义，这位哲学家听了愤愤不平地说，河南省没有主观主义，他要挺身而出，为河南辩护，谁要是讲河南有主观主义，谁就是‘一次反映论’。”
当然这不独一人，当时有几个自认的或者公认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不仅辨不清风向拦不住风势，而且还要助风施威火上加油”。如关锋，竟言“大跃进”是“历史上任何英雄的创造时代都不能望其项背”，是“人们由盲目地受客观规律奴役转变到充分自觉地利用客观规律改造世界，由作自然界的奴隶到作自然界的主人，由物支配人到人支配物’的历史阶段了”；甚至，某些科学家也去如此这般，让人慨叹“当如之何”了。
哲学家杨《《珍应该说是当时少有的清醒的人之一(此外只有李达曾面责毛泽东“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李还说：“现在连一党之主、一国之首的毛主席都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在河南的所见所闻引起了杨的忧虑和思索，回到北京后，就“想亲自动手解剖一两只‘麻雀”’，于是十分注意党校的水稻田和附近华北小学的小麦试验田，后者曾是闻名遐迩的高产田，“许多同志看过后都说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的小麦，当时农业部长廖鲁言同志参观过这块小麦地，他说：‘这小麦长得这么好，至少也要打一千斤。”’结果实收小麦700斤。据此，杨献珍认定“河南放小麦亩产7000多斤的卫星是假的”，还对人说：河南“有一条独特的路线，叫做鼓足干劲，弄虚作假，力争全国第一，为个人取得无上光荣”。显然，这在当时是十分忌讳的。
四
这年下半年，党校要恢复开课，下放的人员返京，在向河南省委的领导辞行时，省委书记“非常谦虚”地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献珍后来听到这话，“‘灵机’一动，茅塞顿开，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笑着说道：‘他太谦虚了。不只是多了一点，他们的浪漫主义可以用百分比算出来，他们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不意这话闯了大祸，不知道这话怎样被康生知道了，他又报告了中央，说这话是说中央的，甚至说是反对毛主席的。”
杨献珍还在中宜部办的政治经济学学习班的一次闲谈时，说：“毛主席讲了多次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但我们在实践中究竟有多少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又有多少?依我看来，在某些怪事中，现实主义占百分之一，浪漫主义占百分之九十九。定指标能按浪漫主义办事么?怎么能以写诗的构思来定指标呢?”
与此同时，杨献珍还给河南省委党校参观团和抚顺市委党校校长讲了一番关于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道理。他有针对性地说：“‘共产风’是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这就是说，你有我也有，人人都有一点。有的东西如果不能做到人人都有份，就毁掉它，谁也不朗占有。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碗一筷，一铺一盖’。除此之外，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进入共产主义要依据条件，可是我们有的哲学家却在这里大批‘条件论’。按照他们的说法，干什么都可以不讲条件；还有人在那里宣传什么‘破条件，创造规律’。我劝这些搞唯心主义的人歇口气吧!已经‘创造’出挨饿的‘奇迹’来啦!不能再这样作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