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中央党校“孙定国冤案”背后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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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著名哲学家孙定国因冤屈而投水的命案，如今早已被人们遗忘殆尽了。然而仔细挖掘这桩旧案的底蕴，不仅可以认识当时发生的那些匪夷所思的历史事件，也可让人深思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思维、行动，为什么是那样的单纯和愚昧!
一
孙定国(1910—1964)，山东牟平人，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哲学家、演说家。
孙定国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早年在家乡任教，九一八事变后痛心于国难频发，投笔从戎，于1934年加入山西抗日武装新军，历任副官、总队长、旅长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军西路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所部的第六集团军投入战斗，孙定国所在的彭毓斌军执行肃清晋南新绛、稷山等地敌军的任务，初次展现了他的指挥军事才干。当时他第一批加入了薄一波的“牺盟会”，1939年(一说194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担任晋军训教总队长和新军212旅旅长兼第七行署保安司令之时，都忠实执行了中共的指示。在著名的“山西十二月政变”中，他率军脱离了阎锡山，转战至晋东南太岳区，与薄一波等领导的部队(决死一纵)会师，为发展和壮大中共在山西的武装做出了贡献。
孙定国于1940年任太岳军区212旅旅长，以后相继担任了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太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豫陕后方副司令员等职。
1948年，孙定国被派往后方的马列学校学习，从此即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先后担任了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校党委委员、中科院学部学术委员等职务。此外他还著有许多哲学著作。
孙定国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哲学专家，学术地位也很高，如1956年北大哲学系受命编写新中国第一套中国哲学史教材，参加者有冯友兰、周辅成、杨宪邦、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诸多名家，孙定国与陈伯达、郭沫若、侯外庐、杜守素、赵纪彬、杨荣国、杨献珍、艾思奇、胡绳等人任审查委员。同时，他也忠实地执行和履行自己作为党内一名理论家的使命，在历次理论运动中披挂上阵，如1953年批判梁漱溟时，他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的世界观》、《驳斥梁漱溟的“职业分途”的反动理论》，1954年批判胡适时他的《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反动实质》等，都是影响很大的文章。
在中央党校的行政领导中，杨献珍、侯维煜、孙定国被视为“三驾马车”。杨、侯、孙都是战争期间曾经战斗在山西抗日根据地的老革命，后来也都在中央党校工作(杨献珍曾是马列学院教育长，侯维煜于1953年调入)。侯维煜(1913—1979)，山西交城人，1935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太谷县委书记兼抗日自卫队政委、八路军独立支队政委、晋冀豫游击支队第三大队政委等。1939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先后在延安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侯维煜历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长、校党委书记，中共华北局秘书长等职。后任马列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和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党委第二书记等。那时杨、侯、孙三人“密切配合，相互体谅”，“一起聆听少奇同志的教诲，一起贯彻中央的指示，一起抵制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破坏，最后也一起遭受那个理论权威的残酷迫害。”(杨献珍《教诲十年，遗爱千秋——缅怀刘少奇同志对党校工作的关怀》)
二
说“孙定国冤案”，必须还说两个相关的人物——康生和陈伯达，在孙定国身上发生的事，和他们的“政治道德”大有关系。
1956年康生重出江湖，此时正是“高饶事件”之后。康生看好孙定国的理论和写作能力，便以同乡的名义拉拢孙定国，嘱其为自己整理和拟写一个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稿，以便自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而当1967年孙已死3年后，康生却说这是党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说我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是大坏蛋、大流氓、大骗子孙定国写的，这纯粹是流言，造谣，诽谤!难道我是文盲，不识字，连个提纲都不会写，让别人代笔?”不过，也是在“八大”后，康生就以党内大理论家的面貌出现了——先后被任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理论小组”组长、《毛选》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也是从此，孙定国过不上好日子了。
孙定国在党校颇有口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家，写一手好文章；又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和演说家，深奥和枯燥的哲学让他讲得出神入化，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又以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而遐迩闻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专家，在党校却屡屡受到批评甚至是故意的打击，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是“杨献珍的人”。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康生以理论家自居，容不下中央党校内的“理论权威”杨献珍以及孙定国等人，1963年孙定国被逐出党校，前往西安，康生还下达了一个对其“内部控制使用”的指令。
此后，康生在中央党校发起了一个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运动，尽管“合二而一”论与孙定国毫无关系，但他还是被叫回党校接受调查，在种种名义的批斗会议上受到辱骂和训斥。特别是1964年12月19日的全校大会上，陈伯达用他的权势肆意凌辱孙定国，称之为“冒牌的哲学家”，并且首先用“大坏蛋”、“大流氓”、“大骗子”这种低级的称谓来称呼孙定国。孙定国办公桌玻璃板下原有一张陈伯达署名的赠联，抬头是“定国同志”的字样，可是这时陈伯达不认账了，居然声称：“你把我扔到纸篓里练毛笔字的废纸偷了出来，裱糊上，到处招摇撞骗，说是我给你写的字，我陈伯达能给你这样的坏人写字吗?”他还厉声喝道：“你是死不要脸!”于是，“后来，‘斗’孙定国同志时，发扬了陈伯达式的‘战斗精神’，向他脸上吐唾沫”(杨献珍《屠害忠良，终身阴贼——揭露康生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显然，对这样的侮辱，就是常人也难以忍受了。
就在这天夜里，孙定国在写下一份遗书后，义无反顾地走进党校西南角的人工湖里!他是从一个冰窟处跃入水中的。那一年，他54岁。
他留下妻子和5个孩子走了，而他们得到的却是一纸丈夫和父亲“自绝于党，畏罪自杀”的通知书!更令人气愤的是曾经叫嚣“我陈伯达能给你这样的坏人写字吗”的党内理论家，在孙定国冤死后竟然凭借权势，将孙生前用自己的全部积蓄甚至是借债的藏书，其中还有价值在1．5万元以上的善本书，仅以其原价的三分之一席卷而去。
那场著名的“合二而一”论的批判运动，以将杨献珍撤职、调离、逼死著名学者孙定国，开除讲师黎明出党 (后于“文革”中投井自尽)，挖出“合二而一”论小集团，并且先后从中央党校调出或遣送回乡多达百余人而告结束。当然，不久之后的“文革”中，这些“合二而一”论的分子们，凡是侥幸不死的，又一次遭受到莫大的冲击和凌辱，直到这一“罪案”在“文革”后终于获得平反。
三
孙定国临死前写下的遗书是耐人寻味的，然而迄今还未见有人解读过这份遗书。那么，就先来读一读这份写给“党”的遗书吧：党：
在我离开这个正在向着共产主义前进的世界，我的心还是向着伟大的党中央和伟大的毛泽东同志的。我留下一本×××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去河南的讲话，请中央审查，看那是修正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
看看他所讲的那些问题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是从两条腿走路引伸出四条腿走路，这到底是不是诬蔑。也请支部的同志转给党委的同志看一看。
我生前是不敢讲的，我缺乏应有的勇气。因为谁批评×××同志，就像是批评主席一样。这显然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