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中央党校“孙定国冤案”背后
作者：散 木
字体： 【大 中 小】
杨献珍还说：“干部不敢讲真心话的风气不好。弄成这个样子有它的原因。现在谁要是向领导人提意见，就有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危险。革命干部为革命提点意见，而背上反革命的罪名，死了也于心不甘，谁还愿意再去向领导提意见?讲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批判这种现象，使干部的头脑清醒起来。”他愤愤地说：“有些人是有心弄虚作假，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这种人还有什么党性?我们党是靠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搞唯心主义，什么时候就要碰钉子。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杨献珍的这番讲话，不久就被整理和打印出来，且到处散发，他看到后，“感到要惹祸了”，急忙吩咐收回，可是这已是覆水难收了。
不久，杨献珍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当他读了会议文件之一的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虽说“认为彭德怀同志讲的很实事求是，许多观点我也是很赞同的，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却不免“想起我还有一份讲话稿，内容与彭总讲的基本相同，说不定也会为此惹出祸来”，便嘱咐秘书黄静华给中央党校打电话，千万别将那份讲话打字稿散发出去。然而却为时已晚。
这年11月，康生开始向杨献珍发难，说杨的讲话是严重错误的，逼令杨对此进行检查交代，随之又在中宣部亲自布置了对杨的批判，其罪名便是“反对三面红旗”。康生的妻子曹轶欧还煽风点火说什么“山上山下，一文一武”，居心险恶地把杨献珍和彭德怀联系起来。
对杨献珍的这次批判，其实只是后来对他更猛烈的“大批判”的一个“预演”，其时间也只是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的七八个月而已，最后以杨的“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而结束。1962年年初，党校的王从吾校长(由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调来)和降为副校长的杨献珍以及艾思奇、侯维煜几位副校长也参加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当时毛泽东发话：杨献珍可以翻身。但是到了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也就无从谈起。
两年之后，发生了孙定国的自杀事件。无疑，他是因无望和凌辱，以及怀疑了杨献珍竟是错误之后，在绝望中自杀的。
1965年，杨献珍被逐出中央党校，此后在“文革”中，他被关在监狱里长达一个“抗战八年”的时间!再后来，当他回忆起自己的这段经历，还心有余悸地说："1959年是我闯祸的一年。”
五
孙定国遗书中最后提到的邹鲁风，也是党内和北京教育界的知名人物，孙定国之所以最后提到他，显然也是循着邹鲁风的路走的——他们最后不约而同都用自杀的方式向党告别，虽然孙定国表示这“做得是不对的”。因此，这些悲惨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更是历史的悲剧了。，
邹鲁风(1910—1959)，东北辽阳人，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和北平东北大学学生，于1952年11月至1959年4月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又于1956年10月至1959年3月担任该校党委副书记。邹鲁风是一位老革命，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曾是示威游行学生队伍的“总纠察”。此后，1936年2月13日，他在奉命南下参加全国学联筹备期间，在上海经内山书店内山先生安排，与鲁迅有一个秘密的会见(当时邹鲁风是以中共地下党员陈蜕的身份与鲁迅会面的)。在这次会见中，他请求鲁迅转交一份中共北方局给上海中共中央的密写报告，鲁迅接收了这一任务。1936年，邹鲁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抗战中，他历任中共鲁西区党委宣传秘书、专署专员等，后又任辽南行署主任、辽宁省副主席等。
1958年，首都理论界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组织了一个“人民公社化”的调查团，到河南、河北等地调查，准备用考察到的事实“热情讴歌人民公社”。这个调查团是由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部分文科师生组成的，时为北大和人大两校的副校长(一说从人民大学调至北大任副校长)、两校的党委第三书记邹鲁风(也是党内著名的经济学家)任总团团长。1959年上半年，调查团回到北京后曾作出了一个调查报告，但这个调查报告至今没有公开发表过，据说这个调查报告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于是当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之后，这个调查团自然也受到了牵连，被斥为所谓“彭德怀在庐山上反对三面红旗，你们在庐山下反对三面红旗”，这与杨献珍的遭遇是一样的。后来调查团的全部成员被隔离审查，甚至受到残酷的批斗，比如1959年人民大学开展“反右倾”运动，重点靶子就是何干之和邹鲁风两人，最后曾任调查团团长的邹鲁风含冤开枪自杀(直到20年之后才补开了一个追悼会)。而当年凡是参加调查团的师生都受到了各种名目的处分，有些人还被开除党籍，或者被补划为右派。
“实事求是”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现在已是人们公认的常识了，然而为了把它们变成常识，有多少人甚至献出了生命，或者经历过扭曲的心灵畸变。遥想40年前发生的悲剧，让人不禁又一次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