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杨树达儿辈们遭遇的“革命”
作者：杨德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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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共有6个兄弟，其中就有3个右派，一个“特嫌”。
大哥杨德洪，留学美国后留在美国银行工作，全国解放后我父亲一再写信动员其回国为祖国效力，他也满腔热情回到上海，却捞了个“特务嫌疑，控制使用”的待遇。
二哥杨德骧，1939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毕生专攻水泥，对发展我国水泥工业做出过重要贡献，还先后翻译过英文版《波特兰水泥化学》、法文版《水泥——生产及性能》等书；1956年被评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见；1957年在建筑材料工业部任工程师、副处长时，被错划为右派。
四哥杨德豫，国内著名文学翻译家，先后翻译、出版过《朗费罗诗选》、《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以及莎士比亚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收人人民文学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他翻译的《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经萧乾、文洁若、孙绳武、绿原、屠岸联合推荐，被评为中国鲁迅文学奖中的1995—1996年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的获奖作品。北京解放时，他正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他毅然抛弃学业，投笔从戎。1957年，他在广州军区《战士报》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曾经被停发工资，依靠自己的工分所得勉强维持生计。在那里，他患了血吸虫病得不到有效治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等到右派改正时，他仍是孤身一人，且已身老(51岁)体弱。虽然改正后他仍在奋力拼搏，但年富力强的宝贵年华早已逝去，给他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夫袁久坚、二姐夫周铁铮，都是右派兼反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从北京回到故乡的湖南大学(校址由长沙市迁至湘西的辰溪县)任教，周铁铮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我父亲很喜欢这个学生，曾想把我大姐嫁给他，大姐嫌他是“书呆子”而不同意，最后成了我的二姐夫。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 (解放后院、系调整，我父亲和周都到了湖南师范学院)，正在和正要出成果的时候，却被错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追求过他的一个女孩，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健新学会”)，判刑3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改。我二姐为了子女的前途，和他离了婚。周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在农场就业，1956年回到长沙，在街道工厂磨铲子等维持生活。1978年1月2日，他已半身不遂，勉强用火钳夹煤时把棉裤(一些露在外面的棉花)烧着了，等到人们发现时，他已被烧得奄奄一息。因无钱住院治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如果能够多活一两年，碰上胡耀邦同志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情况就会好得多了。
除了直系亲属外，如果把叔伯兄妹等也算在内，我家的“阶级敌人”就真是“数也数不清”了。“改正”后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著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的古籍专家杨伯峻，是我的堂兄，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错划为右派，被发配到兰州大学，后来成为中华书局的三个台柱子之一。我的表姐夫周汝聪，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长沙市工作，和几个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干部接触较多，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文革中“畏罪自杀”身亡。我姑母的女儿、女婿彭慧、穆木天，均是著名作家，也都是有名的右派分子……
我父亲是1956年2月14日晨病逝的，享年71岁。生前他曾发下弘愿，要把周秦诸子全部地有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因此，当时《人民日报》的悼念文章曾说：“71岁的确对他太少了!”作为子女和亲属，我们当然更希望他能活得长久。可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风暴以后，我的想法却完全改变了。
父亲为人公正，敢于仗义执言，但有时也让人感到有点狂傲。新中国第一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湖南人，当过毛主席的老师。父亲得知这一任命后，在日记中写道：“京中设文史馆，乡人某任馆长，某乃妄人，不识一宇(这是从文字学家的角度来说的)。果有其事，亦足轻朝廷，羞天下之士矣!”像我父亲这样的性格，如果活到1957年，肯定会划为右派。退一步说，就算他自己不被打成右派，家中这么多子、侄、女婿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他心里也会极端痛苦，甚至会被活活气死!因此，我认为父亲去世的时间，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当年父亲的追悼会开得隆重、热烈，毛主席拍了唁电，周总理献了花圈，省里的党、政领导全部参加。送灵柩至岳麓山安葬时，送葬的小车近百部。设想，如果父亲在生前被打成右派，情况又将如何呢?
“翻案”不成反坐牢
1962年，我在农村劳动几年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一段时间后，请求调到中共衡阳地委工作。当时地委的几个主要领导，大都是我在零陵县工作时的直接或间接领导，对我还是信任的，安排我当了地委农村部的综合科科长。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们给地委“走资派”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就点了我的名字，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杨德嘉，成了他们的主要罪名之一。随后，我就被揪了出来，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
被打成右派，我本来就不服气，“文革”一来又揪斗我，我更加不服气。这时候，在当时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一些人的支持下，报社的一批右派集中在长沙搞翻案活动。我当时很幼稚，对“文化大革命”还抱有幻想，就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结果是案没翻成，反而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1968年9月13日，当时湖南省正在刮所谓“十二级红色台风”，衡阳地、市军管会召开了号称10万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拘留审查的有6人：衡阳专员公署专员陈祥聚、副专员张维新，中共衡阳市委(当时市委比地委低半级)书记杨兴洲、副书记刘瑞兴、岳剑飞，再加上我这个地委的小小科长。他们的罪名，不外乎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而我的罪名：一是莫须有的“省无联”骨干，二是沾了点边的右倾翻案急先锋。罪名一经宣布，就戴上手铐，在全市游街示众。市里的3位头头后来关在一个单位里，家属可以探望，可以送吃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坐牢。地区的3人，就关进了衡南县的看守所。同天关进这个看守所的，还有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王守仁，他没有被宣布拘留，而叫做什么“群众扭送”。从此，长达8个多月的监狱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牢中的饥饿和三件紧要事
说起来惭愧。坐了一阵牢以后，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肚子饿。开始关进牢房还想这想那，以后差不多就是专想吃了。按说犯人一天有9两粮食的定量，一日两餐，每餐4．5两，坐着不动，应该也差不多了。可是，第一，刑事犯们，如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等因外出劳动，不但可以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更重要的是劳动期间每餐可吃两钵饭，刑事犯多吃的粮食就要由我们这些政治犯提供。其次，如果有人要贪污、多占犯人口粮，这是最方便不过的。哪个犯人敢去过问、敢去查账呢?再次，也是最主要的是菜里缺少油水。荤菜平时是没有的，过春节有几片肉、几片香干子就算不错了。新鲜小菜也几乎没有，大都吃些酱园里多年卖不出去的干酱菜。日子一长，就整天陷于饥饿之中了。
在吃饭的问题上，我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段自给有余，刚进牢房思想包袱沉重，看到极差的饭莱难以咽下口，于是勉强吃一点，大多数让给同监的老犯人吃，这段时间很短；第二段自给自足，时间也很短；第三段严重不足，除了吃下自己这一份口粮外，还眼巴巴盼着新来的犯人让点饭菜给自己吃。可是新来的犯人有限，而我们这些当过干部的人毕竟还有点自尊心，也还多少有点警惕性(不知对方何许人也)，心里虽然强烈希望别人拨点饭莱给自己吃，但还不至于公开乞讨，因之一直到出狱为止，也没捞到一点剩余物资吃。这一阶段是三个阶段中最漫长、最痛苦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