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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儿辈们遭遇的“革命”
作者：杨德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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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一饿，就盼着家人送点吃的东西来。对于犯人家属能不能送食品给在押人犯，看守所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是不让送的，送去也会遭到严词拒绝。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在押犯人判刑后准备送去劳改时，看守所会主动通知家属，允许送些食品和衣物。另外，在押人犯有的是拘留审查，有的已“升级”为逮捕，总的说均尚未最后定性，如果出现多人患水肿等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看守所怕人犯大量死亡难以承担责任，这时如有家属送食品来，他们会接受并转给犯人。但由于没有明文的告示通知，绝大多数犯人家属并不知情。情况往往是这样：开始有的家属送了食品遭到拒绝，以后就再不敢送了。
在整个坐牢期间，我吃过同监3个犯人送给我的食品、药品。一个是衡南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周健，他因有一个在当时算作比较高级的收音机，被人诬告是和台湾联系的电台而被关进了看守所。1969年春天，犯人中患病的不少，他有时被抽出去给犯人看病，相对自由些。有一个晚上，他给了我几粒鱼肝油丸。还有中共衡南县委会的一个干事，地区劳动局的一个干部，被判刑劳改前家中送来了食品，他送给我一两个蛋糕。由于同监犯人很多，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给我，我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吃。对于这样的馈赠，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同监犯人就打起了“饭会”。所谓“饭会”，就是两个犯人互相交换，这餐我吃两钵饭，下一餐你吃两钵饭，或者是这餐你吃一钵半，下一餐我吃一钵半。多吃的那一餐当然很舒服，很满足。可是不吃或是少吃的那一餐，就实在难受极了。这样的“饭会”，我也打过两次。
记得在我和地区几个干部正在办理手续，准备离开看守所时，突然传来了山东口音的大声喊叫声：“给我家里传个话，赶快送些吃的东西来!”这是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兼衡南县委书记李先明。这个叫声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好像就在耳边鸣响。可叹的是，我们是去专政班接受革命群众批斗，那个口讯当然根本不可能传到。
放风，一天两次，一般是上午9时至10时、下午3时至4时各一次。每次时间大约三四十分钟或者略多一点，由看管人员灵活掌握。放风期间犯人要完成的任务：一是解大小便；二是洗脸、刷牙、洗澡；三是洗衣甚至洗被子。开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干这么多活，往往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搞久了，逐步积累了经验，也就能应付自如了。
比如如厕，首先碰到的是人多坑少的矛盾。一间牢房或几间牢房的犯人约有十几二十几人，而坑只有五六个，如果要解大手，一打开牢门就要急急地往前冲抢位子。其次，要在短时间内能解得出大手。因饮食中缺少油水、新鲜蔬菜及缺少活动，大便十分干燥如羊屎一粒粒的很费劲，这就要提前准备，在放风前半个钟头就在牢里蹲着；用力从上往下压……
如果在放风时间以外犯人要解大；小便的话，每间牢房里都有一个粪桶供使用。因为牢房不通风，如有人在房内大便就会臭气、骚气熏天，受到众人的埋怨。因此，除有人泄肚子以外，一般都忍到放风。
再比如洗衣服洗被子，一是要和同监犯人打好商量，把大家共用的吃水匀出一些来，在监里就把衣服、被子事先打湿，涂上肥皂、搓好；二是放风时要赶快抢占水盆，打水、洗、晒衣被等动作都要迅速、麻利。
我挨了看守一顿痛打
“坐牢，坐牢，就是要坐牢!”这话怎么解释?就是说：除了规定的睡眠、放风等时间外，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坐着，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坐牢。我就是偶尔违反了这一条规定，在出监的前一天，挨了看守的一顿痛打。
看守所的监牢，房间有大有小，人数有多有少。王守仁是所谓“群众扭送”，情况特殊，一人一小间。看似“优待”，其实独自工人闷坐在一间房内，日子更加难受。我所在的监牢较大，少时关10多个人，多的时候关了近30人。中间一条走道，两边两排地铺，人挨人十分拥挤。整个房间没有窗子，一个门只有放风时打开一下。门的上半截有一个方孔，大约如同16开本的杂志那样大。早、晚两餐饭就是通过这个孔送进来。二三十人在里面呼吸，还有一个便桶，空气污染、不见阳光就是最突出的问题。
看守所里的犯人，一般都是比较老实的。但为了生存，有时也为了好奇，违反监规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的犯人被释放或是判刑转走甚或押出去枪决，总有人站在小孔边去观看，更多的人则是乘着看守不注意的时候，走到小孔边去呼吸几口比较新鲜的空气。
1969年5月19日下午，监狱里有点响动，大约是有人要转走了。我也走到小孔边观察，同时呼吸点新鲜空气。谁知一个广东籍的看守就躲在门边上。他突然打开牢门，就用那锁牢门的大铁锁，朝我劈头盖脸地打来。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也忘记了自己的“犯人”身份，在被打倒在地的情况下，居然也用脚猛踢了这个看守几下。我一边抵抗，一边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看守所的干部赶来了，才结束了这场“闹剧”。从我第二天即被从看守所放出来的情况看，当时看守所的干部肯定已经接到了通知，要不然我的命运就惨了。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在看守所里经常挨打、受体罚的“走资派”，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李先明和中共衡南县委副书记刘启汉。“文革”期间，每个地、市、县的群众组织中，都有所谓“拥军派”、“反军派”。李、刘二人被关进看守所，除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罪名外，还有一个衡南县“反军派”的黑后台的罪名。这样，看守对他们就特别仇恨，千方百计地整他们。和李先明同居一室的其他犯人，从草铺中取出些稻草弄断，偷偷在牢房里下棋。被看守发现后，下棋的只给口头警告，李先明却要挨打，理由是：不主动检举揭发，纵容坏人坏事。年轻犯人走到门边，看到看守来了就赶快闪开了。李先明个头大，动作不灵活，往往被武警抓住并遭受毒打。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在冰天雪地里，李先明、刘启汉被命令脱了棉衣、毛衣，双双跪在天井里，冷得发抖。
对于李先明、刘启汉的遭遇，我内心是十分同情的。可是，同监的犯人也有这样的议论：贵为县太爷，早知道有今天，就该把牢房修得好好的，把窗子开得大大的；如今到这里遭罪，是自讨苦吃，活该!
在看守所里时间非常充裕，往乐观处想“本是学习、提高的大好机会”，但实际上却受到严格的限制。书籍仅限于毛著，如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雄文四卷”等，其他书籍均在禁止之列，连马、恩、列、斯的著作也遭到排斥。桌、椅根本谈不上，纸、笔也全部被没收。有一次，外地来人到看守所找我搞“外调”，要写旁证材料，笔是跟看守借的，纸领了几张，连同旁证材料和剩下的空白纸，均要如数上缴。看守所里从来不组织学习，顶多隔上十天半个月送进几张报纸来。
“文革”期间，自杀的人为数不少，可在看守所里却没有听说过有谁自杀。在牢里我也产生过“生不如死”的念头，但没有真正想过去自杀。当然，要想在看守所里自杀也是十分艰难的——电灯泡挂得很高，还罩着铁丝网，不可能触电身亡；一进看守所就要全身搜查，一切有可能成为自杀的工具，如水果刀、刀片甚至裤子上的裤带，均一律收缴。
既是拘留审查，想必应该有人来提审。但我和地区的几个当权派，在关押的半年多时间里，从未被提审过。
“释放证”上的日期
1969年5月20日，我和王守仁、陈祥聚、张维新等6人离开看守所，押送到衡南三塘学习班(衡阳地区直属机关多数干部都集中在这里，分为学员班、专政班)。军管会的头头一再宣称：“你们并没有被释放，到学习班里来是为了更好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如果不老实，翘尾巴，随时可以再关进看守所!”这样的话，在3年多的时间里，一再被重申强调，如同唐僧所念的紧箍咒，以使我们老老实实地接受管制。
在三塘学习班接受一段革命群众的批斗以后，我们又被转移到衡阳市地区卫生防疫站，一边反省，一边挖防空洞。随后，又转移到祁阳县十里坪“五七干校”。当然，仍旧是专政对象，不具备学员资格。学习内容主要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得最多的两篇文章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在这一段时期里，下述几桩事值得追忆一下：
到三塘学习班不久，上面就补发了坐牢期间停发的工资。工资刚到手，就要我们补交坐牢期间的伙食费，每月9元。有的同志老老实实地交了。我和另一些同志则不太老实，拒绝交款。我说：“我又没有申请去坐牢，还要交什么伙食费?”有的领导就开导我们：“让你们去坐牢，是爱护你们，保护你们，如果在牢外，还要挨更多的打，受更多的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们正在地区卫生防疫站劳动。有人偷偷告诉我们：林彪已叛逃身亡。可管理我们的军宣队和造反派头头却不向我们宣布传达。为此，我们采取了“激将法”表示抗议：自发地组织起来学习“林副统帅”的教导，高呼：“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他们仍旧置之不理。隔了几天，命令我们把《毛主席语录》一律上缴，他们把语录本上有林彪题词的扉页撕去，然后不作任何说明地退还给我们。
陈毅元帅逝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的消息见报时，我们已经在十里坪“五七干校”了。我们在一起议论：搞革命、搞建设，还是要依靠老同志。落实政策的步伐，看来要加快了。这些议论不知怎样被管我们的头头知道了。马上召开会议，要我们交代最近又有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和动向，还警告我们不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1972年8月的一天，我被宣布“错误十分严重，但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予以解放”的同时，还发了一张“释放证”，释放证上的日期是1969年5月。3年多来一再被强调的“并未释放，随时仍有可能再关进看守所去”云云，原来是某些人的一大谎言!虽然获得解放，但仍然得不到丝毫信任，不久就被派去修枝柳铁路，党的组织生活则拖到1973年底才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