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杨树达儿辈们遭遇的“革命”
作者：杨德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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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春天，我任《新湖南报》(现改名为《湖南日报》)农村部副主任时被划为右派，当年25岁。在报社众多的右派分子中，我算是“罪行”较轻的一个，虽然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职务，工资级别却未动。时隔半年，我正在衡山县岭茶乡(现划归衡东县)农村劳动改造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改开除党籍为留党察看两年。由于留在了党内，行政上则需加重处分，工资由16级降为19级。和我同样重新处理的，还有张雨林、袁家式、严伯嘉等人。
张雨林的岳父是毛主席的同学周世钊；我父亲杨树达早年曾和毛主席共同参与驱逐军阀张敬尧韵事件，解放后与毛也曾多次见面并有书信往来。据说这是我们两人重新处理的重要原因——戴上半年就摘掉帽子，还留在党内，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党内减轻处分，行政上又加重处分，也从未听说过。当时有人悄悄对我说：“你这张党票，是花三级工资买来的!”
“左派”一下子变成了右派
说我本是个“左派”，一点也不算夸张。解放前我在长沙市清华中学(解放后和省立一中合并)读高一时，班上的语文、生物、音乐老师刘云雁、魏泽颖、宋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也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我们举办夜校，以读书识字为名，对附近农民及其子弟讲解“谁养活谁”的革命道理；在学校之间进行串联，组织和参加省会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主席著作，阅读《李有才板话》、《洋铁桶的故事》等解放区的小说，一心盼望解放，盼望民主，盼望光明。
1949年8月，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迎来了长沙的和平解放。受组织上的派遣，到省团校第一期学习了3个月，分配到湘南的零陵(即永州)县工作。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零陵县委会任干事、部长，后来人了党，又提前转正，担任过团县委副书记及中共零陵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宣传部长、农村工作部部长，是经县党代会选举出来的、为数很少的县委委员之一(当时没有县委常委)。在这期间，多数时间在农村搞中心工作，在机关时则日夜上班，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记得1952年秋天，我和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守仁一同下乡搞查田定产，这个工作不受农民、农村干部欢迎，无人接待。晚上，我们就和衣睡在门板上，找些稻草盖在肚子上过夜。1955年春，我和尤淑贤结婚时，晚上9点多还在开会，开完会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第二天早饭后又下乡到蔡家铺搞初级农业社的试点去了。
据后来了解，当时的湖南省委特别是省委常务副书记周惠；认为报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小资产阶级疯狂性严重，不听他的话，不好领导。因此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把报社原领导邓钧洪等调走，把自己的亲信调入报社担任领导；二是从基层抽调一批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报社“掺沙子”。由于我在县里喜欢写点文章，1955年就被调到报社衡阳记者站当负责记者，大约半年后调回了编辑部。没有想到的是：“掺沙子”的“左派”没有把“右派”们改造过来，反而被“右派”们拉了过去。当时建立的7个记者站的负责记者，就有3个当上了右派(除我以外，还有黔阳记者站的刘华山，自治州记者站的宋梧刚。宋先调至报社文教部任副主任，后又调至《新苗》杂志任副主编，是在《新苗》打的右派)。
调到报社工作以后，无论是在记者站，还是在编辑部，我都写了大量肯定粮食统购统销、肯定农业合作化的巨大成就、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新闻、通讯。记得有一条新闻的题目就叫《千颗心、万颗心，心心向着合作化》。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我未参与什么鸣放，当然更谈不上鸣放什么”右派”言论了。那么，我又怎么成了右派分子了呢?
1956年到1957年，报社编委会围绕1956年3月份的农村报道，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1956年年初，报社领导认为：这年春天的农村报道，只要抓住农业社的定额包工和双季稻的栽培技术这两条就是成功的，因此3月份的农村报道，整版整版的都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重复枯燥，令人生厌，在社会上以及编辑部、编委会内部，都引发了不同的意见。以当时的副总编辑苏辛涛为首，加上其他编委，强调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政治思想上教育、提高人民群众，认为3月份的农村报道是不成功的。两派争论不休，僵持不下。随着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讨论的展开，编委争论集铅印下发，又引起子整个编辑部内部的争论。实际上，这是以省委特别是周惠为后盾，报社领导官健平、孟树德两人，与整个编辑部多数同志的争论。
反右派一开始，就把苏辛涛等多数编委以及编辑部的业务骨干，几乎是通通地打成了反党宗派右派集团。我就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
我的罪状之一：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争论开始时，我刚调编辑部不久，对如何办报可谓一窍不能。一方面，我在农村搞过多年实际工作，觉得下面也还需要一些经验技术；另一方面，又觉得苏辛涛等人的意见也颇有道理。因此我发言时重复了其他一些同志的论点：经验技术，不可不登，不可多登。这样几句折中的话，就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我的罪状之二：猖狂反对省委。在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讨论中，以读者来信部为主，举办了一个大展览会，农村部的同志则主办了一个小展览会。在这个小展览会中，把长达1万多字的《长沙县合心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做法》一文，加了一条按语，其中有一句是：“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大地主”的提法是胡乔木在《短些，再短些》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是形容那些占据大块版面的长文章。而有关领导则加以歪曲，说：合心农业社的经验是省委交来的，把它当做大地主，就是要把省委当做大地主加以打倒!我当时是农村部的党员副主任，按语是我看过并同意的，当然就罪责难逃了。
我的罪状之三：反对报社党的领导。报社编委争论集印发以后，我看了报社领导的发言，觉得他们讲的很多内容不符合事实，就写了一个1000多字的重要说明，刊登在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意见(第二辑)中。报社反右派斗争一开始，有关领导就成了报社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成为报社党的领导的化身，我对他们提出批评，当然就是反对报社党的领导了。
有了上面3条，当个右派分子也就绰绰有余了。
“敌人”成堆的家庭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果真如此。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阶级敌人”比例就极大。如新湖南报社当时的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只一百四五十号人，就打了54个右派，中右还不在其内。在知识分子家庭中，情况也大致如此。
我够不上知识分子这个光荣称号(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年代，我一直被视为知识分子而遭到歧视；在知识分子逐渐吃香，而自己又在多个新闻出版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我这个高中一年肄业的人又不配当知识分子了)，但确实出身于一个大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杨树达，是国内外知名的文字语言学家，著有《词诠》、《高等国文法》、《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汉书窥管》等大量著作，真可谓“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陈寅恪语)。解放前，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学府，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部聘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我的母亲张家祓，曾在朱剑凡、徐特立等任教的长沙周南女子师范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小学科主事、教员，向警予、蔡畅、李铁铮等都是她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