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想起文革中的几个“典型”人物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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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郑站长感冒了，躺在宿舍里发汗。马班长在值班室煮了一锅挂面条，用盆盛上对我说：去，给站长送过去。我很不情愿地端着盆，心里想着对站长该说点什么拜年的话，走到平房最里面的站长宿舍。匆忙之中，我用脚捅开了门，眼前的一幕使我陷入十分尴尬的窘境。“０２３”俯在站长的身旁，脸与脸之间是绝对的零距离接触。“０２３”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郑站长阴沉着脸，冲着我吼道：谁叫你进来的，啊？
那些天，我预感到很可能闯了祸，干活的时候无精打采，不敢和“０２３”接触，更不敢和站长照面。心里想，这下子可完蛋了，刚刚打下的好印象，算是白费劲了。我主动要求上山搂柴火，大头鞋里灌满了雪，每天回来，袜子湿得能攥出水，感到从脚凉到心，极不舒服。
１９７１年２月２４日，我和两个老兵用背包带捆着干树枝，准备扛下山。马班长上山来传信说，接到连里的通知，你们６个新兵工作有调动，等来了汽车，就去连里报到。那一天，我没有干活，用一把镰刀在一棵粗壮的杉树干上，刻下了这个令人难忘的日子。
２月２７日，我们６个新兵，告别了岔路口白雪覆盖的大山。从进山到离开只有两个月零１０天。
半年以后，我和马班长通了一次电话，工作站总机班的接线员换成了男兵。马班长告诉我：郑站长出事了，这家伙！把女兵给“划拉”个遍儿，判了两年刑。
二
通信团，位于沈阳市郊的宁官屯，哈大公路西侧。
我们同一批调沈阳的兵，大多是十五六岁的年纪，被分配到训练队学习无线电报务。训练队下设３个区队，１、２区队是报务队，３区队是机务队，为各野战军培训业务骨干，带有轮训的性质。
我所在的５班在二区队，区队长周彪，矮墩墩的，精明强干，剃着光头。他平时对战士们很和蔼，管束却很严厉。一次出差回来，他问班长牛广华，最近搞紧急集合没有？班长说，没搞。区队长说，那可不行啊，咋也得搞个两次三次的。
那天晚上响起哨声。紧急集合是严禁开灯的，一个大通铺睡了８个人，大家在黑暗中穿衣服，打背包，互相挤撞，有的找不到背包带，有的抢了别人的军装穿在身上，胡长权干脆把背包抱到外面地上打了起来。最后全班列队时，用了４分多钟。再看大家衣冠不整，捆得跟“跑腿”行李一样的背包，牛班长大发脾气：这么松松垮垮的，能适合战备需要吗？没等苏修打过来，脑袋就得搬家。回到宿舍躺下没多时，集合哨又响了起来，这次用了３分多钟，结果仍不能令人满意。第三次哨声响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两点多钟了，这是牛班长给５班另吃的“小灶”。有了两次经验，大家的速度也提高了，用了２分５０秒。不过张云祥说啥也不起来，头扎白毛巾说脑袋迷糊。这一折腾，大家基本一夜没睡。
每天的“天天读”由班长带领。那时正在学习胡业桃的英雄事迹。胡业桃在施工过程中，为掩护战友，触电牺牲。牺牲前组织上刚刚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用年轻的生命书写了一份来不及填写的《入党志愿书》，提出一个人形式上入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加入党组织。
团里树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有两位，２连战士张亚贵，在身患骨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做好事，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死后，团里依照那时的通例，吸收他弟弟张亚红入伍，“接过英雄的枪”，完成英雄未竟的事业。大家对张亚红的期望值很高，但他的表现却不怎么样，当了３年松松垮垮的散兵，连党也没入上就复员回家了。
另一位是贾老兵。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标兵是在营区的东大门。这是通信团的正门，哨位由各连队轮换执勤。那天站岗的正是贾老兵，他一回头把我吓了一跳。整张脸像一颗核桃，布满褐色的疤痕，口、眼、鼻严重扭曲、变形。后来知道，在全国掀起制作毛主席像章的热潮之中，我们团办起的小工厂，也开始制作毛主席像章。一天，贾老兵捧着一个很大的硫酸瓶从工作间向外走，突然脚下一绊，摔倒在地，手中的硫酸瓶子碎了，将他烧成重伤。第一次看到自己因伤致残的脸孔时，他感到极度的沮丧和绝望。他原来是个相貌英俊的青年，是团里宣传队的队员，多次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登台演出。伤残后，他不敢上街，不愿和别人交谈。家属区的小孩子见到他就跑，嘴里还“鬼”呀“鬼”地乱叫。这正是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高潮时期，门合、李文忠等先进人物不断涌现。受形势影响，英雄事迹的熏陶，贾老兵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斗私批修”，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他悟出了一条至理名言：脸丑不是丑，魂丑才是丑。他不断地学习英雄模范做好事，要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不搞特殊化，就连部队的执勤站岗也不例外。他主动地接近家属区的孩子们，给他们讲英雄的故事，讲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当那些孩子知道他因公致伤的事迹后，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敬佩，很愿意接近这位脸丑心红的解放军叔叔。贾老兵成为全团学习的标兵。
那时的“天天读”和“天天练”就是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在军政干部之间就难以统一。政工干部强调“天天读”雷打不动；军事干部则强调“要准备打仗”，就要掌握过硬的军事本领。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时代，军事干部很容易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因此在发生矛盾时底气不足，所以“宁左勿右”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班长在讲“人的因素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被称为政治思想工作及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时，讲了个“生动”的事例。说一位部队首长下连队检查军事训练情况，有个战士投掷手榴弹只投出２０多米，按照４０米合格的标准差了近２０米，首长批评他，这样的成绩能适应打仗的需要吗？他回答说，我虽然只投了２０多米，但打起仗来，我会向前冲出２０米，这样就可以超过４０米了。这样的事例，被充分肯定，当成“大无畏革命精神”的样板来宣扬。
为了搞好“思想革命化”，有的学员帮助饲养员喂猪，有的去淘厕所积粪肥。有的在熄灯后打开手电筒，“大灯闭，小灯开，毛主席著作学起来”。各种形式的经验交流会几乎每个月都要搞。我们还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意思就是两个战友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我的“一对红”是胡长权，老实憨厚，入伍前会做木匠活儿，因此常到团里的木匠房“改造世界观”，平时不愿洗衣服，被单脏了就翻过来两面用，但班里的工作抢着干。
不久后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大家都准备讲用材料，班长叫我和胡长权两人一块儿上去讲，说两个人同台讲，形式新，内容生动。胡长权主动承担了写稿的任务。过了两天，胡长权拿着讲用稿来和我对“台词”，其中的一段这样写的：“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老头的拐棍儿，近视眼的眼镜……”我知道他是仿照雷锋“粮食、武器、方向盘”的名言引申出来的，心里好笑又怕伤他的积极性，就提醒他说，这段还是别要了，弄不好会说你贬低毛泽东思想呢。后来的讲用会把大家乐得前仰后合，二班一个战士为了用上“闪光”的语言，在讲到为战友生炉子取暖的事迹时说，天气冷得伸不开手指，虽然手里拿着冰凉的炉钩子，但是炉钩子再凉，也没有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凉”（亮）。
班长在讲用会后开了班务会，说你们今天的讲用都不成功，主要是没有讲到点子上，不会拔高，事迹也不典型。为了起到“典型引路”的效果，他拿来一份讲用材料，说是一位去年被评为五好战士的学员写的。然后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钟头。大家都说写得好，班长也面露得意神色。但大家问这个学员的名字时，班长却不肯说。后来大家趁班长有事出去的时候，偷偷地看了那份讲用稿，才知道是他当新兵那年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