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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丁的鲁迅研究
作者：靳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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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上海地下党某一方面的负责人的真实关系，就是这样疙疙瘩瘩。冯雪峰１９７３年接受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外调时又说：“党有重大事情要同鲁迅商量，都多数通过我。党领导鲁迅，从大的方面可以这样说，但谁也不能说‘左联’党团领导鲁迅。”党不是给鲁迅下指示而是同鲁迅商量。冯雪峰也曾任左联书记和文委书记，他否认他能领导鲁迅，其他有些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想见鲁迅一面鲁迅都不见，当然也无从领导。虽然冯雪峰曾把党对鲁迅的某些希望转达给鲁迅，也把瓦窑堡会议精神透露给鲁迅，似乎也不能说党在思想上领导鲁迅。
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在１９３０年曾约见鲁迅，参加这次会见的冯雪峰回忆说：“李立三约鲁迅谈话的目的，据我了解，是希望鲁迅公开发表一篇宣言，表示拥护当时立三路线的各项政治主张。……鲁迅没有同意……”冯雪峰是现场见证人，当然应以冯说为是。１９３２年陈赓在上海医治腿伤其间，也曾见过鲁迅，是楼适夷陪同陈赓去的鲁迅家，许广平备菜置酒款待陈赓。陈赓喜读鲁迅作品，对之景仰，他那天对鲁迅讲了许多红军的故事，还画了一张行军路线图，自然也不会对鲁迅指示什么的。鲁迅与３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柔石、冯雪峰、胡风交往密切，他们也都是鲁迅的朋友。照一丁的分析，他们３人并不是与鲁迅对等的朋友，与鲁迅对等的唯一共产党员朋友是瞿秋白。杨之华又说：“鲁迅是怎样对待一个政治蒙难者，而秋白又是怎样团结一个非党同志，还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鲜明。”这话说得符合实际。瞿秋白是被解除在中央的领导后，才与鲁迅有了十分亲密的关系。鲁迅知道他是党员，也知道他在党内已无地位，但他们二人相知甚深，堪称文坛一段佳话，鲁迅才书赠瞿秋白那幅有名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丁写道：“（瞿秋白）蛰居上海的三年中，他写和译了不少文字，译的文章后来由鲁迅印了两大册《海上述林》，写的文章由谢澹如（他是非党人士，但他是冯雪峰的朋友，也是楼氏兄弟的朋友，原本与瞿秋白素不相识，瞿秋白被解职后在其家住了两年多——引者）印了《乱弹及其他》。”
鲁迅确实认真读过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文艺论著，他自己就翻译了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论。但也像他自己所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学，《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碰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可知是国民党的黑暗腐败及其祸国殃民，使鲁迅亲近中共。
鲁迅拥护苏联，１９３２年写下那篇著名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丁认为，以鲁迅的敏感，他还有友人萧三、曹靖华在苏联，鲁迅对苏联的实际情形不会一无所知，他对苏联的拥护不可能是无保留的。１９３６年二三月间，苏联曾邀请鲁迅去苏联治病疗养。胡愈之衔香港中共组织之命到上海与鲁迅商谈此事。胡愈之生前有文字回忆此事，鲁迅当时的回答是：我不去，我在这儿还要斗争，还有任务。这可能是鲁迅不去苏联的主要原因，但并非全部原因。楼适夷晚年在致王元化的一封信中写道：“关于鲁迅谈纪德的话，我并不是直接听到的。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有一次与雪峰闲谈中，鲁迅几次未应苏联邀请，如果早到那里去，医药条件好些，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雪峰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后，谈到鲁迅读了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是有看法的，说过也许我接触到那种情况，也会说纪德那那样的话。（靳按：日本学者长堀佑造先生读过拙文后来信说：按照我的调查，纪德的《从苏联归来》鲁迅逝世后才出版，鲁迅不可能看到，但可能通过党的途径知道纪德对苏联的看法。）这件事，后来我只和少垣（我的一个托派兄弟）偶然谈过。他可是记着，在近年通讯中提起。现在我推测，这一定也是先生不想去苏的原因之一。瞿（即瞿秋白）在六届四中全会被王明排斥，当时也决定他去苏的，但他宁在上海冒险闲居，拒绝去苏。当时在斯统下的情况，瞿也可能会同鲁迅谈起过的。先生也不能不有所考虑。——不过，这仅仅是我的推测。现在已找不到一个人、一个字也可证实先生的这种想法。我只成为一个间接的孤证，形诸公开的文字恐怕是不合适的。”（《新文学史料》２００２年第３期《楼适夷专辑》）现在楼适夷所言已不是孤证。胡愈之的回忆文字中还有这样的内容：“鲁迅还问他当时苏联国内状况，特别对苏联在基洛夫事件后出现的全国大屠杀、冤狱遍地的状况不满。”只是胡愈之回忆文字中这个很重要的内容，当年发表时被删掉了。
岂好辩哉
大陆５０多年的鲁迅研究，有一种倾向就是把鲁迅框在一个权威的意识形态模式里。流风所及无论是文学史、专题论著、传记或回忆录，就有些把鲁迅抽象化偶像化了。一丁正是有感于此，从１９５８年研究鲁迅以来，一直把鲁迅放在时代大环境中加以考察，他写鲁迅是出于对鲁迅的敬仰而不是要诬蔑鲁迅。
鲁迅与托洛茨基在文艺思想方面的关系，就是许多研究者避而不谈的。更有甚者，５０年代出版《鲁迅全集》时还有这样的删削：一、《南腔北调集》中《〈竖琴〉前记》删去了正面出现托洛茨基名字的文句。二、鲁迅译文集第１０卷《译丛补》，删去了鲁迅译的《亚历山大·勃洛克》整篇文章，这是托洛茨基著《文学与革命》的第三章。三、鲁迅１９３５年译的《表》，说教养院挂着来宁（即列宁——引者）、托洛茨基的像，也只剩下“壁上挂着列宁像”。
鲁迅著作中多次出现托洛茨基的名字，或引用托氏的话，或赞赏其学识和观点。唯独１９３６年以鲁迅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即《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对托洛茨基本人和中国托派大加谴责和嘲讽。后来一丁通过对鲁迅长时间的深入研究，对署名鲁迅的这两篇文章的疑团越来越多。第一，这两篇文章的观点与鲁迅一向论人论史的严谨精神不符；第二，鲁迅一向没有这两篇文章中的成王败寇的庸俗观点；第三，鲁迅一向讨厌用卢布说攻击人，他不会用此说攻击托派；第四，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与鲁迅此前此后文章中的观点不仅不相符甚至相反（鲁迅认为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反革命”、“托派”以至“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第五，当事人冯雪峰对此事的解释前后矛盾，先说“请他（指鲁迅——引者）说个大意，由我笔录”，后来又说不是鲁迅说个大意，鲁迅说：“你去处理吧！”等等。署名鲁迅的这两篇文章发表不久，徐懋庸又在致鲁迅信中，写了不少教训鲁迅和攻击鲁迅朋友巴金、胡风、黄源的话，鲁迅认为“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于是就有了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当时鲁迅病体已有所恢复，决定自己来回答徐懋庸，曾对冯雪峰说：“你已经替我枪替过两次了，这次我可以自己动手。”（枪替是指科举时代请人冒名顶替混进考场替考生应试）鲁迅这话实际上说，那两篇文章是你冯雪峰做的，不是我自己做的，这回我要自己做了（鲁迅病未痊愈，答徐懋庸的信是冯雪峰先起草，但鲁迅自己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其日记中有“夜治答徐懋庸文讫”，鲁迅补充改过的文稿还在）。鉴于以上种种，一丁已经判定和猜到那两篇文章是“冯雪峰唱的独角戏”，不能代表鲁迅的真实思想。在披露此事真相的胡风遗文《鲁迅先生》发表以前，能做出如此判断者，在众多的中外鲁迅研究者中可能只有一丁一人。
偏颇与不足
一丁的鲁迅研究也有偏颇。一丁对鲁迅作于１９０７年的４篇文章（即收在《坟》中的前４篇）评价很低，认为“相当幼稚”。这４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留学生办的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河南》上，都是用文言写的，又由于受章太炎影响，好用古字，好用生僻文句，不大好读。其中的两篇文章《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尤应引起注意。《文化偏至论》中思索的归趋“非物质重个人”，还是值得好好想一想。鲁迅并不排斥物质文明，他认为１９世纪以来西方物质文明之盛，使“世界之情状顿更，人民之事业益利”，他所忧心的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鲁迅的“非物质”并非主张意识灌输和空泛的道德说教，而在“个性之尊，当所张大”。“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自由者也。”鲁迅认为中国学欧美，如果仅看到人家财富丰盈食品充足，仅看到人家修铁路开矿山，仅看到人家科技发达机器先进，仅学这些，那是只见其末未见其本。他认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早在将近１００年前，鲁迅就批驳了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精神文明一类的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