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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丁的鲁迅研究
作者：靳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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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子春（１９０６——１９９５），又名国华、少垣，其关于鲁迅的论著均署名一丁，浙江余姚人。他们楼氏一族三房堂兄弟５人，都是在故乡县城里读的同一所小学，只有长楼子春十来岁的一位哥哥上过中学。楼子春和从兄楼适夷及胞弟楼炜春，小学毕业后都先后去上海当学徒。他们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走向人生之旅的，都倾向进步。楼适夷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共，楼子春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共。适夷是知名的左翼作家，与鲁迅交往密切，子春和炜春在文化界也有一定知名度，也与鲁迅有些直接或间接交往，鲁迅书信中有７封信就是写给炜春的。后来子春信仰了托洛茨基主义，与他哥哥适夷成了不同政见者。炜春一介商人，哪一边都不是。但他们三兄弟间感情甚笃，从幼至老比亲兄弟还亲。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前，子春去了香港。炜春任职的上海袜厂老板也卷款去了香港，把搬不动的厂房交给炜春，他成了代厂长。如适夷生前说：解放后三兄弟中一个跑了（指子春），一个成了臭资本家（指炜春），一个阔了（指他自己，每次由京去沪都住上海大厦）。适夷还写道：“我这个共产党员立场不稳，认为政治可以划清界限，血缘是实事求是的东西，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认为香港、上海、北京的还是三兄弟……”子春到香港后成为托洛茨基主义文献的出版人，后来研究鲁迅，锲而不舍近４０年，也成一家之言，只是大陆知道其研究成果的人甚少。
用鲁迅自己的话解释鲁迅
说起楼子春加入托派，鲁迅还是知道的。１９２８年冬，还在思考大革命失败原因的楼子春，见到了几位刚从苏联回国的托派人物，听过他们几次谈话，简直是闻所未闻。他就天真地召集了几个接近的朋友，请托派人物讲斯大林路线的错误。冯雪峰也参加了一两次，只是未曾发言。楼子春却深入进去，并在党的支部会上表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当即被视为异端。
当时上海左翼文化界中，许多人都知道作家楼适夷有一个托派弟弟，后来楼子春果然成了知名的托派。几十年后当他以一丁之名撰写鲁迅时说：“我是公开的托派，但不是用托派观点去写鲁迅的书。……我实事求是地探求鲁迅的所言所行，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解释鲁迅，避免用自己的话去曲解鲁迅。”且不说他是否真能做到这一点，这却不失为研究鲁迅的一个方法。
鲁迅是中国近代文学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人……
鲁迅，这个最具独立思想，骨头最硬的文人……
关于女师大斗争的文章，……其文词的犀利绵密，战意的所向无前，是近代史上所仅见的，……这是他全人格的代表作。
鲁迅杂文的最大特点，是他对革命的深入了解，简直无人能及。
鲁迅的尖锐的眼光和尖锐的笔，足以洞彻此后的６０年以及未来的。
鲁迅的文章还是新鲜的历史见证，他的感想，也是永远的历史真理！
一丁对鲁迅评价这样崇高，他认为鲁迅一生都在反抗压迫，他当然向往革命，赞美革命。对人的评价鲁迅也着重在革命业绩方面。同为章太炎弟子的周氏兄弟，周作人说：“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鲁迅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写道：“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大。”认识到革命的意义并不等于就能亲身去实行革命。鲁迅从留学日本以来，见过许多请愿、抗议和风波，也见过许多革命团体的成立，回国后经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国共纷争、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等等。１９２６年他在北京就见过许多青年的鲜血，写下“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１９２７年他在广州见过更多的鲜血。或者正因为鲁迅见过各种各样的革命，他才更谨慎，对激烈的革命行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使他愤怒，终于站了出来：“修我兵甲，与汝偕行。”鲁迅亲近光复会和共和党（共和党是他唯一参加过的党），远离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与激进的革命行动也有着某种疏离。后来他亲近中共，按着中共的意图发起成立自由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时，也仍然如此。鲁迅１９２７年９月３日致李小峰的信，被中外研究者反复引用，还是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日本学者增田涉在《鲁迅传》（此文初稿１９３１年８月写于上海，曾经鲁迅过目）中有这样一段他与鲁迅的对话。
“听说您的脑袋要值三万元呀！？”后来我这么问鲁迅。
“这是假的。一个文学家，他们哪会出这么多的钱。只有带军队的人的脑袋，才会卖这么高价的。要搞我的话，不过一两千元吧！……”
“让他们杀掉，可不值得呀！”我这么说着，庆幸鲁迅没有被他们杀掉。
“对呀！我尽管攻击军阀和政府，但也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啊！如果不注意，我早就被他们杀掉了。所以那些攻击我的、犯幼稚病的批评家们说，鲁迅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家，那就应当早已被杀了。而我现在还活着，还在发牢骚，说怪话。据说这就是并非真正革命家的证据。这也许是实际情况吧。我也承认他们的道理。我们自从发起反清革命运动以来，我的朋友大多被杀掉了，活下来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拿我来说，自从遭到段祺瑞的通缉令，就不得不多次到处逃避，是从很危险的情况下逃脱出来的。……”
一丁认为鲁迅是有革命要求、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的文学家，“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他并没有贬低鲁迅，这也是对鲁迅的客观评价。坚持人道主义，“尊个性而张精神”是鲁迅留学日本时就形成的思想根基，认为不能把个人主义理解为害人利己。关心每一个个人的人道主义，永远值得赞美。
鲁迅与中国共产党
一丁８０岁时回答香港《开放》杂志记者问时曾说：“我个人的余剩精力，倾注在鲁迅研究中，北京的朋友，还许为‘一家之言’。”这话说得很实在。他晚年写了几篇长文，分几期在杂志上连载，都是以充分的史料为根据，用鲁迅自己的话解释鲁迅，其中一文的文题就是《鲁迅与中国共产党》。
酝酿筹备成立中共，鲁迅不一定知道。中共在上海正式成立，鲁迅也不一定知道。中共终于浮出水面，几次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鲁迅当然就知道了。组成中共的一些人物，鲁迅也多不认识不熟悉，但其中两个核心人物即“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他却是认识和熟悉的。五四时代鲁迅佩服陈独秀，对李大钊的印象非常好，认为李绝对不搞小圈子，也很赞赏“南陈北李”的道德文章，他不会对以这两个人为核心的中共反感。
鲁迅开始亲近中共时，不幸得很，一些共产党人竟对鲁迅进行“围剿”。一丁写道：“鲁迅抱着痛楚的心情，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刚刚定居下来，便泼头泼脑遭逢革命文学家的围剿。这一批天兵天将从何而来的呢？”他们都给鲁迅加了一些什么头衔呢？诸如破坏联合阵线的托派、要投降南京、右倾机会主义、“戴白手套的革命家”、五四时代的林琴南、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保皇派的康有为、研究系的梁启超、小资产阶级、有闲阶级、布尔乔亚、调和派等等。中共江苏省委李富春最先指责了他们对鲁迅的“围剿”，后来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也要求他们团结鲁迅，但隔阂并未完全消除。一丁写道：“完全仗着这两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指冯雪峰和柔石——引者）的居间努力，鲁迅才释了前嫌，于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的行列。”１９３５年远在莫斯科的王明提出解散左联，鲁迅是不同意的，他虽然没有为此写过文章，但他的态度是斩钉截铁的，也坚决不参加左联解散后的文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