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赫鲁晓夫的三次中国之行
作者：彭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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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苏联坚持搞海军‘合作社’，中国就不干。你们坚持1万年，我们就1万年不干。”赫鲁晓夫重申，苏联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并且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毛泽东说：“永远不提了，那好，记下来!”
但赫鲁晓夫仍不罢休，仍希望能在中国建设一个苏联海军基地。于是他向毛泽东试探性地提出：“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赫鲁晓夫不满地说：“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达成协议!”赫鲁晓夫进一步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做基地。”摩尔曼斯克位于苏联与芬兰交界的北冰洋海域，当时中国海军根本没有能力使用这一基地。赫鲁晓夫举出这样的例子，不啻于是对中国的羞辱。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反击：“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看到建立共同舰队毫无希望，赫鲁晓夫就开始谈长波电台问题。他说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同时，苏联在海参崴、千岛群岛和北海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有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到此结束。”
之后，双方又在8月1日、2日、3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旁、颐年堂和勤政殿举行了几次会谈，会谈中避开了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两个让双方不快的问题，主要讨论了国际形势、原子武器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出要发表会谈消息和公报，赫鲁晓夫认为他此次是秘密访问，不宜对外发表消息和公报，但毛泽东劝说道，秘密来可以公开走嘛。赫鲁晓夫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8月3日，赫鲁晓夫公开离京回国，毛泽东亲自到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但却没有同车前往机场。送行时也没有欢送仪式，毛泽东也没有和赫鲁晓夫拥抱。同日中方发表的会谈公报虽然只强调了中苏双方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提到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的歧异与争论，但在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已经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三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到达北京，第三次也是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的阴霾尚未散尽，之后接连发生的几件事情又给中苏关系投下了严重的阴影，也注定了赫鲁晓夫此次中国之行的结局。
在1958年8月3日赫鲁晓夫离开中国20天后，中国政府为了打击美国和蒋介石的嚣张气焰，决定炮击金门，美国立即调动其第七舰队和第六舰队一部分舰艇陈兵台湾海峡，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尽管在得到中国政府声明若与美国发生战争不拖苏联下水的承诺之后，赫鲁晓夫致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声明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但他对中国政府的举动很为不满。
1959年6月间，赫鲁晓夫借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件，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资料和原子弹样品，这严重地刺激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
7月至8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试图纠正工作中“左”的倾向。刚从东欧7国访问归来的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搞“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恰好在这时赫鲁晓夫也在波兰公开演讲，批评人民公社得不偿失。毛泽东立即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赫鲁晓夫和彭德怀是里应外合向中国共产党进攻，立即把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开始把赫鲁晓夫看成是国际上反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总后台。他甚至还打算公开刊登赫鲁晓夫在波兰的演讲，将中苏分歧公之于众。但随后赫鲁晓夫却抢先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
8月25日，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击退了入侵的印军。赫鲁晓夫为了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他即将出访的美国表明苏联坚定奉行所谓的“三和”路线，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抛到脑后，并置中方的异议于不顾，于9月9日通过塔斯社公开发表声明，笼统地对中印冲突表示“遗憾”，偏袒印度，指责中国，将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9月15日，赫鲁晓夫到美国访问。在他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戴维营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后，赫鲁晓夫以及苏联报刊极力宣扬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历史的转折点”，并极力要求其他兄弟国家按照苏联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来处理对美关系。
9月30日，刚刚和美国总统举行了戴维营会谈的赫鲁晓夫兴冲冲地来到北京，名义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实际上是准备向中国领导人兜售“戴维营精神”，并试图劝告毛泽东按照他的外交理念行事。双方之间的严重争吵势所难免。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国庆晚宴上讲话，在赞扬了中国建国10年来取得的成就之后，影射攻击中国的外交政策，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毛泽东听后当即就表示了反感：拒绝在国庆宴会上讲话，而赫鲁晓夫似乎毫不在意毛泽东的感觉。
10月2日，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等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王稼祥举行会谈。会谈中双方在释放美国犯罪分子问题、中印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针锋相对，发生激烈的争吵。
赫鲁晓夫在访美期间就信誓旦旦地向艾森豪威尔保证，一定能让中国政府释放在华犯罪被捕的5名美国人。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按美国的说法，要求中国释放“被押的5名战俘”。周恩来立即指出，美国战俘中国早就释放了，现在在押的5个美国人中3名是犯法的美国侨民，两名是美国间谍，他们都不属于1955年8月1日日内瓦协定所规定的战俘之列。赫鲁晓夫说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但还是坚持应释放这5名美犯，并说：“你们扣美国飞机间谍干什么，要是我们早就放了，有必要与美国搞得那么紧张吗?”毛泽东说：“放是可以的，但现在就是不放，要到一个适当的时候再放。”
赫鲁晓夫见中方态度坚决，便表示他不是代表美国求情的，放不放是中国的事，并挖苦地说，如果中国有饭给他们吃，养着他们好了。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5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