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文革“清队”时的一桩假案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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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什么在跃进，实际上是大跃退。
姐说：大跃进后物质生活紧张，其原因有三点，工作上的原因应怪XXX；三年天灾是自然原因；外因是苏联趁机卡脖子。
四、关于下放劳动的议论
1．方淑贤的交代：
我和刘谈到我们厂这么多大学生都在下面劳动时，
我说：地方小厂连一个中专生都捞不着，我们厂搞这么多大学生干什么?又不好使用，都在下面干活。
刘说：这是搞劳动改造试验
我说：像是集中营。
刘说：应当说是搞精神集中
2．刘瑞元的交代：
1963年六七月，贤对我说，我们车间房子既矮又暗，我进去都害怕，就像进了集中营似的。
我说：确实一点，说是精神集中营。
无为有时假亦真
1969年3月，长春二位办案人员来到大连某厂，与方淑贤见了面，并将方淑贤和刘瑞元拘留在厂里交代问题。
作者见到了方淑贤1973年11月19日的翻案材料，其中一段文字叙述了与姐姐方淑云极为相似的交代经过：
当时我感到很惊讶，姐姐的思想比我进步，过去一直叫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靠拢组织，好好劳动等。1965年3月，姐姐给我寄了一套毛选甲种本，当她来大连看到这两本书时问我学了没有，我说学也没用，只要把我的工作调动一下就好了。当时姐姐批评我，叫我一定好好学主席著作，安心工作。我曾对XXX说过，我的家庭成分是“土地的主人”(不愿意说成地主——作者注)，姐姐批评我不要乱说，应当认识谁是土地的主人。姐姐来大连时，我们之间也没谈到过有关政治问题。所以当长春来的人向我问话时，给我点出一些问题，如关于“胖子”、“大跃进”等方面的议论，我的脑子里没有任何印象。我就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给证实。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厂里来了很多人，对我施加压力说，你的问题是严重的，是客观存在的，过去弄你就是弄对了，你不老实没有好下场。你想走XXX的道路吗(XXX在清队中拒不“认罪”，被逮捕)?问题是你姐姐揭出来的，你姐姐能害你吗?你姐姐正确地选择了道路，交代了问题，揭发了你，你为什么不学你姐姐哩?
我心里很清楚，姐姐是在政治上撒了弥天大谎，害人害己。可我心里又很害怕，一是怕挨打，因为我爱人(宝清)也被拘留在厂里，被打得十分厉害。我当时身孕7个多月了，要是打我，我和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就没命了。二是怕从严处理，因为问题是姐姐所揭，刘瑞元再给证实，这些问题就成了客观存在，厂里已经肯定我的问题是严重的，“弄我弄对了”，如果我再不承认，就要得到从严处理，甚至逮捕。想到刚刚建立的小家庭，想到即将出世的第一个孩子，想到被关押的爱人，我只好“老实交代”。长春来人和厂材料组点什么问题，我就承认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严重，什么字眼恶毒，什么露骨，我就说什么。这样我写出了一份交代和证实材料。
比如我记忆中姐姐来连时间是在1965年5月 (方淑云交代材料里误记为8月——作者注)，因为记得姐姐和孩子们来时穿的毛线衣，市面上螃蟹很多，但长春来人一再强调和提示是“八九”月份，没办法，我即将原来写的材料上的“5月”改成“8—9”月份。(144页指点过程加入)
方淑贤在1973年11月19日的申诉材料里叙述了一些问题的“指点”经过：
问：你姐姐来大连，你们看没看到一胖人?
答：记不起来，脑子里没印象。
问：你们看到胖子以后，议论了什么，都怎么议论的?
答：想不起来。
问：你们谈没谈到人长胖了难看，谈没谈到XXX?你姐姐还从医学上分析人为什么会长胖?
经这样指点，我仍无印象，以后经军宣队一位同志把刘和我的讲话全部给我指出来，我又根据长春同志的指点，编出了姐的话。
问：你们在大连街上，看没看到送葬的人，抬着棺材，吹吹打打?
答：没有，我记得没有。
问：好好想想，你们看到送葬的又怎么议论?议没议论斯大林死了是装水晶棺材，以后XXX死了怎么葬?你姐说没说两种可能?
经一再指点，我编出了这一问题的交代……
在一份由当时办案人员后来写成的“办案经过”承认：到大连的第一星期，方淑贤“未证实问题，我们却指点了一些问题”。
在搞刘瑞元问题时，“车间材料组对我们有看法，说我们有引供、诱供和逼供情况，不愿意参加(办案)，我们向厂里汇报，以后每次去，就有(厂)军宣队的XX参加，经XX给刘指点、提示和启发问题”。因此，刘瑞元交代：“我按照XX的意思，对第二次手稿又进行了一次修改；为了与方淑云的(笔供材料)相合，长春军代表叫我把到大连的日子改为8月份(我写的是5月份)，他说：‘一个时间不要紧，改一改。’我照办了”。
刘瑞元所在工厂参与办案人员赵XX在一份材料中证实：1969年2月(应为3月)一天，在专案组的北屋，只听得有人在大声质问一人，有时还听到拍桌子的声音，从下午一直到下班才结束。当时不知道是谁跟谁在谈话，事后才知道是有两名解放军在和刘瑞元谈话。第二天我参加了(调查)。一开始长春老×就问刘：你讲(想)得怎么样?刘说没想起来，老X看刘的态度很不满意，问话声音提高：你们吃蟹子讲了什么，怎么讲的?刘不语，老X站起来(问)，在海味馆你们都吃什么?刘说和贤关系破裂后，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吃过饭，只是和他们在一起吃了些水果。老x就更生气了，说你不讲，今天就不让你走，办你的学习班。接着老X说出方淑云交代材料的几段话，刘没给证实，较长时间沉默不语。我们当时有想法，搞材料不能引供、逼供，更不能把原话告诉本人。
方淑贤被隔离的第二天，在办案人的步步紧逼之下，方淑贤因想不起来而感到绝望，便通过其爱人宝清给刘瑞元传了个纸条，内容是请刘帮助回忆问题说：“看在老同学的面上，救我一命。”可是刘拒绝了她的要求，并立即向组织告发。这无疑加重了她的罪责，受到更加严厉的处罚，促其老实交代问题。
1969年6月这起案件“经反复核实”，罪名成立结案上报。同年10月，上级党委对方淑云的结案材料作了批复：“其错误事实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罪，不定现行反革命，作退职处理”。同案人方淑贤由所在单位大连某厂定性为不戴帽的反革命，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另一同案人刘瑞元，因手头资料有限，处理结果不详。
不久，方淑云离开了长春，离开了那个原本温馨的家庭。先是到了牡丹江，远离那个让她做了无数个噩梦的地方，打算“好好当一个家属”。她心里充满悲楚，也怀着一点希冀：“政治上在今后会搞清白的”。然而到了1970年，却盼来老成要和她离婚的消息，她不知道这是老成的意思，还是组织上的意思。当她见到老成时，看见他“眼泪在眼眶中打圈子”，心里一切都明白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老成也无可奈何啊。就这样他们分手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毁灭了。1970年10月9日，上级党委再次复查决定，将方淑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