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文革“清队”时的一桩假案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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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末期，如果不是突遭变故，方淑云(化名。本文所有人物均隐其真实姓名——作者注)的家庭是令人羡慕的。她的爱人是长春某部的营级干部，夫妇俩育有一子一女，家境虽然算不上富裕，日子过得平淡无奇，可方淑云还是感到满足，她习惯了这种风平浪静、随遇而安的生活。就在她有了第三个孩子，怀孕8个月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却突然发生了。
风起于青萍之末
1969年春节前夕，方淑云所在的驻军幼儿园，“清理阶级队伍”(以下简称“清队”)运动进入向党“交心”阶段，“清队”是文革开始以来政治运动的又一个高峰期。也是冤假错案最多的时期，由军工宣队掌舵，依靠群众办案是这次运动的基本特点，全党动员，全民参战，要对“阶级敌人”进行“稳、准、狠”地打击。向党“交心”其实是“人人过关”，每个人都要向毛主席“表忠心”，坦白历史，交代问题。方淑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如坐针毡的滋味，因为她在这场运动中脱不了干系。
事情还须回溯到山雨欲来的1965年。
那年5月，方淑云带着两个孩子去了一次大连。目的是解决妹妹方淑贤和她未婚夫刘瑞元的感情纠纷。
方淑贤和刘瑞元是大学同学，1962年，他们一同分配到工厂。一年后，二人先后由科室下车间劳动，当时方淑贤认为是刘没干好而影响了她。因此，对刘有了反感。按照厂里规定，大学毕业生在厂劳动实习一年后转正，但刘瑞元却因故延期半年。1964年，刘瑞元又受到团内警告处分。由于上述原因，加上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分歧，二人的感情逐渐疏远，同时方淑贤对本厂另一位大学同学宝清产生了感情。
处在恋爱关系的矛盾之中的方淑贤写信告诉了姐姐。因为她从小和姐姐一起长大，感情远远胜过家庭其他成员。
姐姐劝她尽早结束这种三角恋爱关系，放弃宝清而与刘瑞元重新和好。为此事，姐姐带着两个孩子于1965年5月来到大连，住了一个星期，主要是调解方淑贤和刘瑞元的关系，顺便来大连游玩。
但是到了1966年春节前后，方淑贤与刘瑞元的关系就完全破裂了。
同年6月，大连某厂文革运动日益深入，厂内互相贴出大字报，揭发和检举问题。刘瑞元借机给方淑贤贴了大字报，把她的一些话上纲为政治问题，捏造不少“罪证”。方淑贤把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抄下来寄给姐姐。姐姐回信叫她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正确对待自己，同时出于姐妹感情，要她“针锋相对”，也给刘瑞元贴大字报。
不久，车间利用刘瑞元的揭发，对方淑贤进行围攻、批斗，并拘留、威胁、限制她的一切行动，强迫她承认所有的问题，每天写材料到深夜。方淑贤一生中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更受不了这种高压和委屈，曾经多次想到自杀，一死了之。但为了不给姐姐带来更大的影响，她还是想咬紧牙关挺过去，争取从宽处理，等运动结束后再说。因此，只要是大字报上或刘瑞元揭出来的问题她全部承认，并无限上纲，同时也进行了任意编造，与刘瑞元互相攻击陷害，写了大量材料。
此后，姐妹间陆续通了几次信，传递有关信息。但是到了1968年底，姐妹间的联系彻底断绝。
世味年来薄似纱
1969年初清队开始后，方淑云感到压力很大。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认为瞒着组织给妹妹写信，内容里夹杂着私人报复的成分，采取的手法很不光彩，“是违背党的原则的”。特别是信的后面都写上了“看完烧掉”的字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实上这些信件也没有被烧掉，反而被妹妹所在单位抄了出来，并被当做“证据”寄到了方淑云的单位。在姐妹之间的通信中，妹妹还寄来过两份交代材料，群众对妹妹所谓“反动言论”的揭发使方淑云心惊肉跳，如果妹妹问题的性质上升到了“敌我矛盾”，那么她岂不成了反革命的“帮凶”?为了争取主动，她把妹妹的来信交给了组织部门。另一种担心是剥削阶级的地主家庭出身，很可能成为运动的“重点”，因姊妹俩离家较早，对家庭状况不甚了解，很怕由于自己不知情而被误认为对组织有所隐瞒。
然而，事情比她想像得还要可怕。由于她没有勇气把写给妹妹信的内容向群众讲出来，所以两次向党交心都没有被通过，在第三次大会上，她成了众矢之的。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帮助”她上纲上线，说她对毛主席不忠实、不热爱，“并把平时生活的情调，工作中的过错都说成是有意的，是本质问题”(方淑云1972年4月2日申诉信)。最令她感到震惊的是，有人带头喊起“打倒反革命分子方淑贤”，“打倒反革命分子刘瑞元”的口号，这种暗示意义她心里十分清楚，是在敦促她与妹妹“划清界限”。在大是在非面前，是没有亲情可言的。此时年关临近，她又怀有8个月的身孕，感到体力不支，思想防线处于崩溃状态。因此她只求能够顺利过关，早点结束这种难堪的场面。
于是，她给主持会场的某干事递了个条子，请求向组织“个别交代”。某干事接过条子后宣布会议暂停。从这时起，方淑云即被告知不许回家，隔离审查，交代问题。
这天晚上，方淑云向某干事“个别交代”了如何帮助妹妹出主意的过程。某干事却露出一脸不悦，说：“这个问题有什么好‘个别交代’的”。淑云说：“我认为这个问题最严重，因为我帮了不该帮的忙，犯了大错误”。某干事叫她好好想想，不要在信的问题上兜圈子，要把“应该交代”的问题交代出来。
第二天吃过早饭，方淑云被通知去参加批斗大会，她心里忐忑不安，以为这一定是要批斗她了。但当她来到会场时，才知道是批斗本部直政处家属干事胡某某，对胡的“指控”是在1948年在浙江余姚县被敌人逮捕，判刑6个月。由于胡“贪生怕死，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自首变节，证据确凿”，因此在这次清队学习班上被作为重点批斗和打击对象。这次会上，对胡实施了“当场扣留，看管审查”，胡某某叫人反剪双臂押出了会场。
批斗会结束后，某干事对方淑云讲：“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胡某某不老实交代问题，结果走上了‘从严’的道路，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你的问题”。方淑云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交代。林干事不耐烦地提示她说：“你说说‘大坏蛋’是怎么回事?”
这一问使方淑云吃惊不小，她想起妹妹在信中提到的一件事：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方淑云去大连时，她的儿子小石头曾喊过“XXX大坏蛋”的反动口号。思来想去，自己从未听到过，显然是有人恶意的捏造。因此她对某干事说，这不是我讲的，也没有听到孩子讲，不过妹妹在信中提到过这件事。
某干事的语气咄咄逼人：“孩子的话反映大人的问题，你说到底是谁讲的?”方淑云坚称不知道。林干事又说：“你妹妹和刘瑞元他们是想走从宽道路的，他们把问题都交代出来了，并且揭发了你
方淑云又是一惊：这不可能，“我们中间没有讲过任何政治方面的话题，也没有听到他们讲过这样的话。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揭发呢?”(方淑云1974年4月2日申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