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陈荒煤和林默涵的一场“官司”
作者：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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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结束。换句话说，就是以理性的思考来替代对“四人帮”的勃然呐喊而寻求走出文革阴影外的空间。
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思想解放的潮流提闸，但开启伟大的历史转折，仍然要面对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规模巨大的拨乱反正和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把伤痕累累的中国推向光明的前景；另一方面，十年浩劫遗留下来的严重创伤和我国社会生活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构成了一个困难成山的严峻现实。
这是一个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个很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来说，处理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重大原则问题就非常关键。
正是为解决思想理论上的重大问题，1979年1月开始，中共中央召开了会期漫长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
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到理论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邓小平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并为此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
怎样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与刚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方针政策的关系?就成为思想理论界讨论的重大话题。对文艺界来说，尽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四次文代大会对党的文艺政策作出了重大的探索，并在随后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但是，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的争论并没有因此结束。分歧的焦点在于，在否定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后，文艺的表现形式应有怎样的空间?文艺创作中的自由与民主的限度有多大?表现于当时的文学写作，特别是“伤痕”、“反思”文学的写作，是否应更多地注重社会效果?党的文艺政策是“收”还是“放”?文艺界应该纠“左”还是反“右”?诸如此类的问题，与当时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息息相关。
在这样缤纷复杂的形势下，意识形态的领导阶层以及文艺界的领导之间，也因对形势的认识不同，明显地分化了。大多数的文学史研究者，都充分注意到了这种分化。有的研究者甚至用“惜春派”和“偏左派”来命名——周扬、夏衍、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等为前一派，林默涵、刘白羽等为后一派。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对文艺界领导层的分歧有连贯的记载。这些记载虽然不是很详细，但梳理起来，大致还是可以看出分歧的脉络来。
(1979年)7月16日：上午默涵来谈心，牢骚不少，开诚恳谈，从 从9时谈到12时半，临别谈谈是必要的。从明天起，周扬同志、耀邦同志先后约文艺界少数同志小型座谈会，希望这两次小会开得很好。
7月30日：下午接罗荪来信，谈在中宣部开会情况。默涵挑起论争，矛盾表面化了。
7月31日：昨夜梦见回到北京，与默涵、冯牧、罗荪等同志作会外恳谈，明确表示不赞成默涵的一些意见。
8月23日：从白羽处借阅一份荒煤在会演办公室讲文艺界“严重分歧”的记录，指名道姓地批了林默涵，看了十分惊愕，整天感到忧愤。
这种分歧，使第四次文代会开得也并不平静。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在会上有所表露。文代会过后，林默涵在张光年面前公开表示了对周扬的不满：“谈及文代会，他说周扬同志失职，完全妥协了。”(1980年5月22日)
刘白羽在1980年3月23日给周扬的信中也提出了意见：
有一点意见，想同你说，没有机会。我对于文代大会报告，没有针对否定六条标准、而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直引为憾事。我总希望你有机会补充一下，但我听你近来讲话(有的是传达的，可能不全)似都没有涉及这一根本性问题。领导文艺首先还是一个方向问题，值得考虑。
有了分歧，必然影响团结。如何解决?在林默涵的建议下，周扬决定用谈心会的方式，力争统一思想。1980年10月23日开始，在周扬家里开了多次谈心会。还是张光年的记载：
10月23日：下午8时半，到安儿胡同周扬同志处，参加“老同志谈心会”。夏衍、默涵、冯牧、荒煤、敬之、赵寻等，被邀的都到了。白羽也(从医院)请假参与。周扬同志开场白，强调文联领导核心的团结。我就此谈了自己的心情……夏公、白羽发言后，已11时半，预定下星期二再开。
10月28日：会议开始，白羽为荒煤悼赵丹文盛气凌人地对陈提出质问，把气氛弄得紧张。我只好(忍怒)插话缓和下来。默涵作了长篇发言，谈出一些抑闷已久的意见。大家有插话，气氛转趋活跃。
11月1日：默涵谈完了，荒煤谈，都少自我批评，互相插话中纠缠在枝节问题上。我一度要退出会议。
11月4日：上午去周扬同志处参加谈心会。主要是冯牧发言，着重摆他同默涵意见分歧之点。我看谈得好。我接着谈了一刻钟，谈对青年创作态度。词不达意。白羽抢着谈了一段，说不要冷淡了老作家，还要坚决辞去作协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仍是盛气凌人……
11月6日：今天谈心会上，苏一平、袁文殊发言，苏指责作协的大会(我在病中未参加)违背中央指示精神。我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贺敬之对《文艺报》工作有批评。
11月10日：下午谈心会上，默涵谈的较好，表示同志们对他的批评，大部分可以接受。夏公发言，对他谈了些意见。我也谈了点儿。
11月13日：上午去安儿胡同开谈心会，据说是第八次。重点是周扬同志发言，强调团结、开放、民主、眼睛向下，谈心通气，定为制度，经常举行，形成领导核心。谈得很好。……这会白羽参加得少，思想上很少触动，默涵好点儿。总之，会是开得好的，大家思想上总是比较接近些，澄清了不少误会。
尽管有这样的结果，但分歧依然没有化解开。12月，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文艺领导之间的分歧再一次扩大，不但使漫长的两个月的谈心会前功尽弃，而且将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人也卷将进来。
何以会如此?亲历此事的著名文艺理论家顾骧解释说：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是稳定经济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由于前些年的洋跃进，经济上发生了新的比例失调，财政上赤字增长，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因而提出经济上要大调整，一些工厂企业要关、停、并、转。影响所及出现了一些地方闹事，再加之国际上发生了团结工会上台的波兰事件，中央一位领导人提出警告：一个经济，一个宣传(新闻、文艺)，搞不好要“翻船”。另一位领导人严厉地批评宣传工作有严重缺点，对“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不够，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批判斗争不力。当时担任部队文艺领导工作的一位负责人，明确地说，“第四次文代会以后，文艺上有方向、路线错误”。他责问道：“你们这几年把文艺引导到什么地方去了?”另一位文艺界领导人也明确宣称：当时经济上要反“左”，文艺上要反右。
这次会议后，1981年1月29日和2月20日，中央接连颁布了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