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陈荒煤和林默涵的一场“官司”
作者：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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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要求传播媒体“认真进行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同时，又将那些“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指认为“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此后，“四项基本原则”便被作为“立国之本”而写进了宪法。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文艺界原本就存在的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的不同认识，再一次爆发了(其实，“四项基本原则”与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理应是统一的)，因而就有了所谓“三四左右”的争论，即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与“四项基本原则”的争论。有人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侧重反右”；有人则强调三中全会精神，仍应反“左”。
伴随着“三四左右”的争论，文艺界没有消弭的分歧再一次显露出来。还是张光年的记载：
1981年1月26日：默涵介绍了他和白羽去王任重处对周、陈、冯提出批评意见的内容。
3月15日：晚饭后来穆之来访……我谈了我对王任重、赵守一讲话不同意处，如题材上的清规戒律，夸大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指导精神偏‘左’，造成不良效果，使文艺界伤了感情。
3月17日：陈荒煤来，要我参加明天核心组会，……核心组请罗荪去，默涵坚持争论四点分歧，我主张在大会上展开讨论，并建议他和冯牧在大会上有所检查。
5月27日：上午到周扬同志处参加核心组会，……默涵也来了，……谈起“新八条”，又同他顶嘴，憾憾！
7月7日：赵寻先来，传达了王任重在中宣部一个会上讲话，对文艺工作、作协评价、周扬文章、《人民日报》、《文艺报》多所指责，有些话不尽符合四项原则。
在此期间，王任重和周扬对文艺形势理解上的差异，也导致分歧。顾骧回忆说：
那时，王任重同志批评“文艺界某些人自由化倾向严重”。针对周扬同志说过“《假如我是真的》(话剧)、《在社会档案里》(电影剧本)，在台湾即使被拍成电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话，1981年1月28日，王任重在讲话中说：“《骗子》(即《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已在台湾开拍，这说明什么问题?过去进步作家就因为一篇文章，被国民党抓起来坐牢、杀头，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写的作品受国民党赞扬?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文艺作品中反映反右派、反右倾搞错了、反映冤假错案的内容，前一段写一些是可以理解的，有的也是好的；但今后不宜写得太多。……党是妈妈，不能因为妈妈错打了一巴掌就怨恨党。”
张光年日记所记载的3月到5月间的事情，正是中宣部主持召开的“文艺部门党员骨干学习会”期间发生的。
在学习会上，林默涵等人与陈荒煤等人的“四点分歧”，可以各说各的，但是，具体的事例也应该有。所以，本来不值得一提的一家报纸和刊物的失误报道，就成了这种各说各的的分歧的引线了。
于是——正如陈荒煤在信中所言，即使周扬和贺敬之对这则失误报道进行了纠正，林默涵在印发讲话时不但不予纠正，反而再次加上一条按语，广为散发，使文艺界领导之间的分歧传到更大的范围；而认为林默涵此举是“人身攻击”的陈荒煤，也无所顾忌地要求印发自己的信件。
这场“官司”的结果
接到陈荒煤信声明的第二天，贺敬之随即转给周扬，并写上了自己的意见：“拟同意将荒煤同志信印发到会范围。请你阅批后交文艺局办。”
周扬看到后，大约出于多种考虑，认为“暂缓印为好”，并把这个声明留下了。
需要提及的是，在声明中，陈荒煤说自己曾给贺敬之写过信，建议对增补自己文联副主席“不作此考虑”，并建议设立书记处。我没有看到这封信，但同样意思的信，他也给周扬写过，可证其言不虚。1980年9月19日，他在给周扬的信中就文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其中第一点和第二点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这次文联全委会只增补委员，不增加副主席。增加我一个人，只从文联日常工作执行方面着想，我认为考虑不周密，要增加就要增加点年青人，才可以做到有人轮流做执行或常务主席，否则，各种社会活动、会议、外事都落在我一人头上，疲于奔命。而我至今无法克服这种厌烦一般交际活动的缺点。……
二、敬之走前来谈过一次，我们觉得还是设书记处好，明确为实际执行工作班子，人数不要太多。工作规划、重点问题经主席团原则定下来后交书记处全权处理。
书记处设常务书记二人，轮流执政。
林默涵与陈荒煤两人之间的这场“官司”最终如何处理，因材料所限，无法给读者一个交代。
20年后，在“荒煤文艺生涯六十年研讨会”上，林默涵在讲话中坦率地说：
我跟荒煤同志之间，对某些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和意见，但我们都当面说，说过就算，并不影响在工作上的合作。我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根本目标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
或许，两人之间的那场官司，也是采取“当面说”而消弭的吧?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