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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脚女人”——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判
作者：罗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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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毛泽东再次前往南方视察，并于５月１７日在杭州召开了南方１５省、市委书记会议。会上，有的省委书记汇报说，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收缩合作社，引起了农村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也有人在汇报中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制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这些汇报进一步使毛泽东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前一阶段反映的农村情况是不真实的，他说：“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他虽然也重申了停、缩、发的方针，但他所强调的是如何发。
会上，一些省委书记重新自报了１９５６年春耕前大幅度发展合作社的计划，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也受到了很大鼓舞。毛泽东在会议作结论时，提出了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指标：河南７万个、湖北４．５万个、湖南４．５万个、广东４．５万个、广西３．５万个、江西３．５万个、江苏６．５万个。他还说，如果你们自愿，那就拍板，把这个数字定下来。今天在会上定了的，就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９０％是可靠的。
６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立即约邓子恢谈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问题。毛泽东提出，１９５６年春耕以前合作社发展到１００万个，同现有的６５万个比较，只增加了３５万个，即只增加了半倍多一点，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来的６５万个增加１倍左右，即增加到１３０万个左右，基本上做到全国２０多万个乡都有一到几个社。他问邓子恢：你看怎么样？邓子恢回答说，回去考虑考虑。
邓子恢找农村工作部互助合作处的有关人员进行商量后，认为还是坚持１００万个的原计划为好。
第二天，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说，上年度由１１万个社发展到６５万个社，已经太多，发生了冒进的问题，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巩固。下年度由６５万个社发展到１００万个社，都要巩固下来，更不容易。如果发展到１３０万个，那就超出了现有办社条件许可的程度，还是维持１００万个的计划比较好。为此，两人发生了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毛泽东和邓子恢谁也没有把对方说服。
７月１１日，毛泽东又一次约见了邓子恢，参加约见的还有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刘建勋和秘书长杜润生。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见解和主张，并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毛泽东对邓子恢坚持己见甚为生气，对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说：“邓老的思想很顽固，得用大炮轰！”
７月１８日，毛泽东致信杜润生，要杜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根据这些材料和邓子恢几次谈话的内容，他开始着手撰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准备“用大炮轰”邓子恢了。
三、批评“小脚女人”
几天后，即７月２６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单独召见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取关于山西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汇报过程中，毛泽东问陶鲁笳：你们初级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陶鲁笳说，１９５３年２２４２个社的粮食总产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２７．６％，单产增长２１．６％，比互助组高２１．５％，比单干高３９％。１９５４年全省因灾减产４．８％，而初级社占２０％以上的平顺、武乡等２０个县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３．８％。全省的大牲畜，由１９５１年的１８４万头发展到１９５４年的２１３万头，适应了初级社添新式马车农具的需要。特别是长治专区的１２７６个老社中，生活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富裕中农生产水平的占３８％，为进一步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创造了条件。
听了陶鲁笳的汇报，毛泽东十分高兴，并指出合作社一定要注意防止减产和死牛的现象。他还说，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粮食大幅度减产、牛大量死亡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它导致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汇报结束时，毛泽东一再叮嘱要吸取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中国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
同一天，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报送了一份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的简报，谈到，合作社经过几个月的整顿，有增有减，现在约有６５万个；各地主要集中力量巩固现有社；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５６年度的发展计划是，由现有的６５万个社发展到１０３万个，入社户数由１６９０余万发展到约２９２０万户。
７月２９日，毛泽东在简报的背后写了批语：
在发展问题上，“不进”与“冒进”。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为了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开会，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中央决定召开地委书记以上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都参加。
这时，邓子恢颇为艰难，如果不跟着毛泽东的思路走，只会招来更严厉的批评；如果承认前一阶段农业合作社的收缩整顿是错误的，就会造成合作社不但不能巩固，而且还会急剧发展，再次出现急躁冒进，使强迫命令重新抬头，影响农业生产。他写了题为《农业合作化几点意见》的发言稿，承认自己在四五月间的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时，对形势的分析是欠妥的，对合作社的所采取的方针是消极的。接着，提出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度发展合作社的计划和工作安排，准备新发展４０万个，连同原有的共１０５万个等。发言稿写出好之后，邓子恢交给毛泽东审阅，但毛泽东收到之后没有作任何表示。
７月３１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邓子恢等人的所谓“右倾错误”作了严厉批评：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在报告中认为，解决农业合作社问题，仍需要３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但必须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他将与邓子恢等人在发展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分歧，上升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的高度：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