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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脚女人”——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判
作者：罗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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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年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关键一年，围绕合作化运动的速度问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之间产生了不同看法。邓子恢因主张对合作化速度适当加以控制，被指责为“小脚女人”而遭到批判，结果致使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迅猛加快，到１９５６年上半年，我国广大农村就基本上实现了原定１５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由于合作化的速度过快，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后遗症。
一、停、缩、发方针
１９５４年，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１９５５年１月，全国新办的合作社就达３８万多个。在合作社的大发展中，不但有相当多的社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迫农民建立的，而且这些社建立后，在分配制度等方面也存在相当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加之１９５４年是全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年，部分地方在粮食征购中征了“过头粮”。这样一来，引起了一些农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对党的农村政策产生怀疑，甚至用大量出卖或屠宰牲畜等方式进行消极抵抗。１９５５年３月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中，指出：“……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
农村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１９５５年３月上旬，他找邓子恢听取汇报农村工作，当听到当前农村的紧张情况时，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
当时农村的严峻形势，使毛泽东感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有必要加以适当控制。大约在这年２月，毛泽东找邓子恢作了一次谈话。毛泽东说，５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可以肯定不是自愿的。到１９５７年入社农户发展到三分之一就可以了，不一定５０％。
邓子恢听毛泽东这么一说，甚感惊讶。１９５３年主政中央农村工作部后，他曾主持对发展过快的农业合作社进行过一次整顿，结果导致了毛泽东的批评，说他是“言不及义”（即言不及社会主义）。邓子恢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不敢贸然接受这么低的数字，便说，５０％的设想还是适合的，并解释了能够完成的理由。但毛泽东仍不同意，认为粮食征购已到了界限，合作化也要放慢。邓子恢表示，到今年秋后停下来。毛泽东说，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此次谈话后没几天，毛泽东又一次听取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当汇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他与邓子恢等人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华东、东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
３月３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强调指出：“粮食的紧张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而发展生产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环节。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缓和一分。因此，农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围绕这一环节，都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都必须避免对于这种积极性的任何损害。”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３月２２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了《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６０万个，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有些地方怕数字减少，百分比下降，就不敢贯彻自愿原则，这是不对的。
从当年三四月起，各地广泛开展了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各地在整社中，普遍推行了包工制，实行牲口折价归社，对土地、劳力分红比例不当的作了调整，将部分不符合条件的合作社转为了互助组。
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当年７月２６日编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的简情》统计，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贯彻“停、收、发”方针后，原有的６７万个社中，有６５万个巩固下来了。“缩”的有：浙江１．５万个，河北７０００个，山东４０００个。其他省份无大变动，有的还有所增加。
二、合作社数字之争
１９５５年初，毛泽东对农村紧张形势的看法与邓子恢等人是一致的，因而也赞成停止合作社的发展。但是，到了５月，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合作社不但不应停止发展，反而应该加快发展。
促使毛泽东改变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的原因之一，是毛泽东感到粮食此时并非那么紧张。
这年春天，正当农村销粮大幅度增加，而缺粮的呼喊声也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共中央收到了反映山西闻喜县宋店乡粮食统销情况的一份材料，说这个乡原本要求供应粮食１０１７０斤，经过统销工作进行整顿后，却还多余了６２００斤机动粮。有些农户本可以自给自足，看到别人向国家买粮食，自己也跟着喊粮食不够；也有的农户本来有余粮，只因为害怕别人说自己售粮太少或别人前来借粮，故意和别人一起喊缺粮；有的基层干部因为自己多买了粮或包庇亲友多买了粮，明知缺粮是假，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外，由于没有经验，统销办法不规范，也助长了供应不公或宽打窄用。不缺粮而喊缺粮的人中，各阶层都有，而以富裕中农为多。
类似的材料中共中央还收到不少，由此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８日作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要求一切粮食销售超过指标的地区，党政机关必须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使群众明了国家的政策和解决粮食问题的真正出路；要向农民宣布国家对本乡、本区销售粮食指标，对要求供应户逐户进行评议，核发购粮证，把不应供应、可以少供应或推迟供应的，通过民主评议停止或减少供应；对那些过去多买了现在有条件退出的，也要酌情经过说服教育令其退出一部分。
这个文件下发后，从５月份开始，粮食销量果然大幅度下降，这更使毛泽东相信原来对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估计是言过其实了，说农村缺粮，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
促使毛泽东改变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速度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党内有部分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办合作社采取消极态度，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４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此时正是春暧花开时节，毛泽东在视察的途中，看了铁路公路两旁庄稼的长势，听了一些地方负责人的汇报，对农村的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他说：“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尤其是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对他讲，经过调查，县、区、乡３级干部中，有３０％的人有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这种“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合作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
回到北京之后，毛泽东立即找邓子恢谈浙江收缩合作社的问题，他警告邓子恢说：“不要重犯１９５３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但邓子恢却没有跟上毛泽东的变化。在此次谈话后的第二天，即５月６日，他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仍强调要坚持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
５月９日，毛泽东再次约见邓子恢、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以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毛泽东说：下半年粮食征购任务原定９００亿斤，可考虑压到８７０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基础。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３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他问邓子恢：１９５７年化个４０％，可不可以？邓子恢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毛泽东勉强表示：三分之一也可以。接着又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这种思想党内也有。显然，毛泽东对邓子恢仍坚持原来的发展速度已经有所不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