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小脚女人”——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判
作者：罗平汉
字体： 【大 中 小】
毛泽东认为，土地革命已经过去，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之后，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就不能继续巩固下去。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这个报告的主旨在于严厉批评邓子恢等人的“右倾”，认为他们对合作化运动的领导是“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是一种右倾错误的指导方针。甚至“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这就把工作中关于合作化发展速度这类正常的党内争论，夸大成为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作完报告后，由邓子恢发言。会议前准备的发言稿已经用不上的，因为发言稿不像是个检讨，何况稿子还压在毛泽东那里，邓子恢只得作即席发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批评。邓子恢在发言中不得不承认，前一段时间对情况的分析不全面，对“停、缩、发”的方针消极对待，采取的是小发展而不是大发展的态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缺点，主要是对占农村人口６０％以上的老贫农和下中农的合作化积极性估计不足，对党在农民中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对几年来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示范作用估计不足，对运动所产生的缺点则估计过分。邓子恢说，经过主席的帮助，我今天才了解到这一点，今后应力求避免再犯。
８月１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４月间，中央有一个意见，子恢一个意见。农村工作部没有执行中央的意见。５月１７日以前，说新区发展的合作社糟得很，这次会议上大家说很好。现在证明新区能发展，今冬明春可大发展。准备工作加巩固工作不会冒险，准备工作的第一项就是批评错误思想。集体主义比分散主义、个人决断好，应该服从这条纪律，各部门不能乱发命令。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个批评，显然是有问题的。对农业合作社采取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是经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的，并非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擅自作出的决定，何况毛泽东在年初也明确提出从现在起就干脆停止合作社的发展，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与中央农村工作部都是同样的意见，这就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
８月３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他问邓子恢：你土地改革时那样坚决，不担心中农害怕，为什么这一次就不坚决了？邓子恢回答说：农业合作化和土地改革不一样。土地改革在土地分配时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中农的土地一般不动，涉及不到经济利益问题。农业合作化则不同，关系到中农的土地、牲口、农具，也关系到他们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贫农、中农的经济联盟，就是贫农的土地、劳力和中农的土地、牲口、农具的结合，没有中农参加不行。合则两利，不合则两伤，但中农有看大势、算利害的特点，所以要半妥协，急了不行，急了他们不来。合作化的问题很重要的是要解决中农入社的问题。
８月２６日，毛泽东对青海省委关于在畜牧业生产中互助组织形式的问题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
小平、尚昆同志：
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但对其他来报，例如青海省委关于畜牧问题的请示电报，仍应批交“农村工作部办”。
这样一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暂时“靠边站”了。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直传达到了农村党支部，各地纷纷检查“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小脚女人”，修改原订的农业合作社发展规划，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作出重新部署，农业合作社于是迅猛发展起来。
四、“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
为了进一步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重新规划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加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
１０月４日，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３８人和候补中央委员２５人。上海局书记，北京市委、天津市委和上海市委书记，各省委、各自治区党委和各地委的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各部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的负责人等３８８人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第一天，在毛泽东宣布开会以后，由陈伯达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陈伯达和邓小平作完说明后，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和讨论。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有８０人，另有１６７人由会议印发了其发言稿。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都在会上作了发言。
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领导人邓子恢、廖鲁言、杜润生检讨自己的“右倾错误”。
邓子恢在发言中从５个方面作了检讨，一是检讨了１９５３年春至１９５５年春“先后犯了两次原则性的错误”；二是分析了提出“错误方针”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自己在思想上的右倾，对党在农民中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三是承认了自己“长期存在”着“两个机械论”，过分强调“发展容易巩固难”，“建社容易办社难”，在困难面前退缩；四是剖析产生“右倾思想”的根源，对自己作了上纲上线的自我批评，说自己的错误思想，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思想隐藏在脑子里作怪，模糊了社会主义思想；五是检讨自己“犯了组织纪律的错误”，直到７月３１日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后，才转变过来。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结论，共讲了５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农业合作化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毛泽东为此明确提出了让资本主义绝种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由此可见，毛泽东决定加速农业合作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在中国早日“绝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毛泽东将前一阶段与邓子恢等在合作化速度上的分歧，概括为１３个问题，逐一作了批驳：（１）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２）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３）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４）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５）“办社容易巩固难”；（６）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７）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８）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９）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１０）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１１）“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１２）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１３）所谓“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毛泽东说：“根据大家的讨论，我们解决了这许多问题，这是这次中央全会的重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