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特别法庭审讯“上海武装叛乱”纪实
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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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张春桥在预审时的表现，法官们明白这次他仍然会故伎重演，因此作为主审之一的我和所有审判员一样，心里早已有了准备——在法庭上与老奸巨滑的张春桥斗智斗法，用正义战胜邪恶。
对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一事，审判员王战平对于一言不发的张春桥再次催问：“被告人，现在我再问你：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１日，你在北京住处单独接见徐景贤时，徐向你汇报了些什么？你听后又对徐作了什么指示？”
张春桥坐在被告席上，只当没有听见，毫无一点反应。
对此，我和曹理周代表法庭宣读证词。
曹理周：“现在宣读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１９７６年月１１月１５日的证词：‘徐景贤９月２１日去北京回来，对我和马天水说，我这次去北京见到春桥时，向他汇报了丁盛与我们谈话的情况，又把我们给民兵发枪的事向他汇报了，春桥听了直点头赞成和支持我们这样做。’……”
王战平在曹理周宣读完证词之后，追问张春桥：“被告人，王秀珍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我这时发现，一贯“冷静”的张春桥，身子微微的有些颤抖，是对这位昔日奴才的气愤，还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惧怕？这只有张春桥自己心里才能明白。
王战平问：“被告人张春桥，现在我问你，上海的民兵是不是你和王洪文搞起来的？”
张春桥不答。
面对张春桥的顽固态度，法庭宣读证词。
马天水证词说：“早在文化革命初期，张春桥、王洪文就把过去的民兵（组织）砸烂，完全重新组织所谓的文攻武卫来改为民兵。一开始，他们就把民兵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完全脱离警备区的领导，不和军队发生任何联系，因此上海的民兵组织是由张春桥直接控制。”
徐景贤证词说：“‘四人帮’长期以来，违背毛主席的‘党指挥枪’的教导，擅自大立上海民兵的武装山头，几年来，擅发大量枪炮，这是分裂党、分裂军队的反革命罪行。同时，张春桥经常对我们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被杀头了’。这是灌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反革命思想……”
张春桥面对着这些昔日同党的证词，面无表情，一派似听非听的样子。
看着张春桥这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我坐在审判台上感到十分气愤，这是一种对审判的公开对抗。也许张春桥认为，只要他不哼一声，特别法庭就不能对他取证，就不能对他实行宣判。可是，他打错了算盘。对于张春桥的顽固态度，我们在预审时就早有了准备，我们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必须用大量的人证物证，来击垮他的防线。
王战平：“现在宣读王洪文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３日的供词。”
王洪文供词：“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打了上海柴油机厂联司不久，大约在８月下旬，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布置了要上海成立文攻武卫的任务，就是所谓武装左派改造城市民兵。接着……建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了上海工人民兵，所以张春桥是成立上海文攻武卫的罪魁祸首。
“文攻武卫的性质……提出了以民兵这支枪杆子来保卫笔杆子的革命，这个……观点就是张春桥的观点。
“关于民兵的任务问题，张春桥曾经反复强调民兵要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就没有战斗力。因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根据张春桥这个思想，在文攻武卫成立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阶级斗争，抓所谓走资派。冲击了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驻上海办事处，说这些办事处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就是说藏走资派的地方。因此对这些办事处进行了查、抄、封。在抓社会性阶级斗争时……还抓了所谓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人，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等。实际上是反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人。
“关于民兵训练问题，张春桥提出民兵要学会巷战，打游击战。
“上海市民兵一向是由警备区主管的，这一点张春桥是清楚的，但他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布置成立文攻武卫时却撇开上海警备区，在武装左派的口号下把这项任务布置给‘工总司’为主来组织，并由革委会直接领导（市委成立后由市委直接领导）。这实际上就是夺了上海警备区的民兵领导权。使得上海民兵成了‘四人帮’帮派武装。
“所以，当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上海少数民兵企图武装叛乱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是‘四人帮’长期经营的结果。”
王洪文的供词也许使张春桥感到了众叛亲离，他虽然仍不说话，但我在台上看见他的整个身子微微地一颤，屁股也同时如坐针毡一般的移动了一下。
两个武装叛乱的秘密指挥点
对“四人帮”妄图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一案，在秦城监狱进行预审的时候，公安部的办案人员就进行过面对面的交锋。
当时张春桥也是一言不发，于是预审组便让王洪文出面作证，当王洪文一一揭发出张春桥阴谋策划武装叛乱的罪行时，张春桥面对着这位当年手下得力的“武将”，一双镜片后面的眼睛射出了惊异的目光，他虽然仍不作声，但内心里所受到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接着预审组又让张春桥当年在上海的“文将”徐景贤作证。除了这“文武二将”之外，对张春桥的预审一共使用了５名证人、７次当场作证，这当中最有力的，当然是在预审中“四条腿”中被首先打断的一条“腿”王洪文。
王战平问：“被告人张春桥，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１日，你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他向你汇报了些什么问题？你听了汇报以后，向徐景贤作了些什么所谓指示？”
张春桥不语。
我们必须让他在事实面前低下头。我说：“现在宣读马天水证词：‘在一天上午学习结束时，徐景贤对我和王秀珍说过，我们８月初和丁盛（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谈话情况给张春桥也谈过了。’张春桥说，丁盛表现很好。并说军队里像这样的干部很少。也要我们注意团结更多的人。就是要我们把更多的人拉到‘四人帮’这方面来。”
曹理周又宣读了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５日的证词：“徐景贤９月２１日去北京回来，徐景贤对马（天水）称说：‘我见到春桥时，向他汇报了丁盛与我们谈话的情况。又把我们给民兵发枪的问题向他汇报了，春桥听了直点头，赞成和支持我们这们做。张（春桥）还说，丁盛的处境需要我们支持，我们要团结和支持丁盛。’”
我接着再次向法庭宣读马天水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７日的证词：“１９７６年６月２７日，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的报告，７月３日我就批复同意发下去……到８月１０日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的报告还未批下去，我才知道（这事）被办公室压下来（了）。当时我把办公室的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３个字。我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和８月１０日以前，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和丁盛的谈话也有关系。谈话中丁盛也谈了打内战的问题，让我们做好准备。……徐景贤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１日去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了我们和丁盛谈话的情况，徐回来后，向我和王秀珍作了传达。”
我念完后，王战平接着问：“被告人，马天水、王秀珍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张春桥仍不语。
审判员王战平对其进行严厉的正告：“张春桥，我告诉你，我们法庭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办事的，我们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你讲话我们可以定罪，你不讲话我们也可以定罪，因为我们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我们对你的案子不仅有大量的书证，还有人证。现在传徐景贤到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