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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法庭审讯“上海武装叛乱”纪实
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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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形势可以说是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根据大量证据，其时“四人帮”在上海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一路由王秀珍指挥，直接进行军事行动；一路由徐景贤指挥，控制报社、电台等舆论工具，企图进行武装叛乱。特别法庭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３日开庭，对其策划者、主谋王洪文、张春桥进行了审讯。当时我是此案的主审法官，参与了整个过程。
王洪文的武装叛乱动员令——“准备上山打游击”
张春桥、王洪文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是确定“四人帮”是否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３日上午９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江华庭长出席，特别法庭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由我和审判员王战平、曹理周３人担任主审。法庭就指控被告张春桥、王洪文在１９７６年策动上海武装叛乱问题进行庭审调查。
王洪文到庭后，没有勇气抬起头来看一眼审判台上的法官，神色显得异常黯然。
审判员王战平宣布：“被告人王洪文，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你与张春桥、姚文元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以上海为基地，抓武装力量，在你们面临覆灭之际，策动武装叛乱。本法庭就这一指控中有关你的问题进行法庭调查。”接着王战平问道，“被告人王洪文，１９７６年２月，你对王秀珍等人说，上海民兵是你和张春桥搞起来的，你是抓住不放的，要他们给你抓好。你说过这话没有？”
王洪文的声音有些发颤，承认对他的上海余党说过这些话。
接着，法庭传当时的上海市书记、革命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王秀珍，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分别出庭作证。
王秀珍的证词说：“１９７６年２月，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王洪文来马天水住处，在场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李彬山。王洪文谈军队时，他说：‘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上海民兵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在民兵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直很激烈的，今后还要斗下去，你们要抓好，不能放松。’”
接着又宣读黄涛的证词。黄涛证词中也承认王洪文在当时当地说过同样的话，并说在议论到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斗争还复杂时，王洪文曾说：“上海民兵是我抓起来的，你们可要给我抓好，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部队靠不住。”
在审问时，王洪文还承认１９７４年３月，在北京对王秀珍说过：“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王秀珍的证词对此说得十分详细：“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０日，我去北京向王、张、姚汇报上海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时，王洪文说：‘你们要抓好民兵，上海民兵是有战斗力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一调就是几十万人……军队不可靠，路线不端正，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民兵现在比文化大革命初期战斗力更强了，这是一支好队伍，我是信得过的，你们可要抓好。’”
徐景贤的证词也承认，当王秀珍在北京与王洪文、张春桥密谈后回到上海，对马天水和他传达了王洪文的这个指示：军队不能指挥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抓在市委手里。后来王秀珍将王洪文的这个指示也向市委传达过。
法庭上，王洪文还供认：“１９７５年对马天水、徐景贤等说过，最担心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靠不住。”
徐景贤证词：“１９７５年七八月间，王洪文窜到上海对我们说，中央任命了一批各军种、兵种和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等，这些人邓（小平）都很熟悉，我和春桥都不熟悉。他又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都是他的人，没有我们的人。”
马天水证词：“１９７５年春在北京召开十届二中全会时，王洪文当着上海几个中央委员的面讲，我最担心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直到去年夏秋之间，王洪文在上海时还和我说过，他最担心的是军队等黑话。”
王战平审问王洪文：“１９７５年八九月间，你在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打游击。这是不是事实？”
这个问题一提出，王洪文没有马上回答。
我感觉到整个法庭的空气仿佛陡然一下凝固了一般。不过，作为审判王洪文的主审法官，我们在秦城监狱参加预审时就已经撑握了大量的证据，心中是有底的。
王洪文在预审时虽然比其他４个（包括陈伯达）态度要好一些，但有时也是避重就轻，现在也许他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怎么能够赖得掉呢？
片刻，王洪文终于回答是事实。
审判台下没有一点声音。
接着，主审法官传证人徐景贤等出庭作证。
徐景贤站在那里，朝自己昔日的顶头上司王洪文扫了一眼，就沮丧地将头低了下去。徐景贤证词说：“１９７５年七八月间，王洪文来上海期间，在会上狂叫：‘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打游击。’”
马天水也证明：“１９７５年９月，王洪文在上海到天马山一带仓库时，他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并说这个地方打游击很好。”
王秀珍证词说：“１９７５年９月，王洪文召集市民兵指挥部头头开黑会，进行路线交底，他叫嚣说：‘谁要一个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２０年后我再把民兵拉起来。’他还说：‘准备上山打游击。’”
王战平问道：“被告人王洪文，起诉书中指控，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３日，你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你说过这话没有？”
经过在预审时的多次较量过后，王洪文知道自己想混也无法混过关，尽管这件事承认之后有可能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但法律无情，事实难逃，只好承认说：“在电话里向王秀珍说过这个意思，那时候就是怕邓小平上台。”
然而，法律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光王洪文承认了还不行，接着法庭传王秀珍到庭。王秀珍在法庭上交代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她和徐景贤等“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在上海妄图策划和指挥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经过。她承认，由于王洪文在前曾作过“指示”，所以在“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就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立即组织武装，在上海实行叛乱。王秀珍回答了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３日与王洪文通电话的内容，并说明当时作了电话记录。最后王秀珍承认“这次上海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是我和徐景贤，罪魁祸首是张春桥和王洪文。”
但是，光有王秀珍的证言仍不能定罪，法庭当场播放了王秀珍当时的电话记录投影，并由我宣读了９月２３日的电话记录。我念道：“洪文同志电话指示：（９点１５分——４０分）……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通过当庭对质，人证物证都摆在了王洪文的面前，当审判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王洪文痛苦地微微摇了一下头说：“没有什么话要说，这个责任主要是张春桥和我负责。”
张春桥提出“民兵要学会打巷战，打游击”
王洪文被带下去后，上海武装叛乱的另一个主谋张春桥被带上了法庭。
张春桥的步子迈得很慢。他面容憔悴，头微微地歪向一边，也不看任何人，只是有气无力地坐在被告席上。他没有像王洪文那样有问必答，相反却以沉默来对抗法庭的审判，始终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