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特别法庭审讯“上海武装叛乱”纪实
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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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贤被带到了证人席上。
王战平：“现在，你就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１日在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丁盛到上海密谈，上海突击发枪的问题和张春桥对你的所谓指示，以及你们是怎样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情况，如实地向法庭讲清楚。”
在威严的法庭面前，徐景贤连看也不看张春桥一眼，说：“我在上海担任原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１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特意去看了张春桥。我当面向他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７６年８月份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找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我对张春桥说，丁盛讲６０军靠不住，这个军的领导全是许世友的人，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有所准备。我还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他还问我６０军的军长、政委是谁？为什么不听丁盛的指挥？（我说）军长原先是许世友的警卫员，政委叫魏金山，给许世友当过多年秘书，这两个人虽然归属南京军区，可根本不把丁盛放在眼里，有事总是找许世友，据说当初把６０军放在上海附近，也是叶剑英和许世友的主意。谈话结束的时候，张春桥叮嘱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我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确定王洪文、张春桥是否指示、组织上海民兵实施武装叛乱，不仅关系到“四人帮”是否能够确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为当时的国内各界和国际各种政治力量所瞩目，它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此其证据性、可信性、确凿性也就显得尤其重要。
在听完了徐景贤关于根据张春桥事先的有关指示，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准备的证言之后，公诉人马纯一向法庭提出：“请法庭出示证人所讲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
法庭投影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指挥武装叛乱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介绍两个指挥点的情况。大厅里的人都从紧张的审判中抬起头来，看着前面那块巨大的投影。
我看见徐景贤这时也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自己昔日的“杰作”。唯有张春桥，仍然有气无力地坐在那里。
根据投影，我说：“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８日晚，徐景贤、王秀珍等组织了上海民兵武装叛乱的两套指挥班子：徐景贤率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朱永嘉进一号指挥点，负责抓总的武装叛乱和舆论准备。王秀珍、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廖祖康进二号指挥点，直接指挥武装叛乱。张敬标在康平路办公室留守和联络。”“这是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这是二号指挥点——东湖招待所。”
王战平：“证人徐景贤，是照片上的这两个指挥点吗？”
徐景贤：“对。我们在策划会议上确定了指挥点以及分工以后，我就当即执笔开列了一份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一号指挥点名单有：我、王少庸、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张敬标、朱永嘉、警备区师长李仁斋等人。二号指挥点的人员名单有：王秀珍、冯国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杨新亚，廖祖康、康宁一等人。我在会上宣读了这份名单，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在这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我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我出示了徐景贤的这个手令，并宣读：“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３５００人集中，３万１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电台、报社的保卫。”
宣读结束，王战平问：“证人，这个手令是你写的吗？”
徐景贤在铁证面前低头认罪：“对，是我亲笔写的。写好以后，在分手以前，我把这个手令当面交给了王秀珍，并说定，一切听徐（景贤）、王（秀珍）指挥。二号点的人走后，我们听了半夜零点中央电台广播的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决定中第一次明确讲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去一号指挥点的路上，我在汽车里恶毒地攻击了华国锋同志，我罪该万死。当时我估计，中央很可能就近调６０军来抓我们，那样我们就抵抗到底。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也的确早就做了准备。马天水最后一次给民兵增发武器的文件我是圈阅过的。光这一次就发半自动步枪３万５千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当晚我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廖祖康就从二号指挥点打来红色保密电话，并指名要我亲自接电话。他说，王秀珍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我答应了，而且挂上电话以后，我又亲笔写下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接着，法庭宣读和投影徐景贤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９日凌晨亲笔写下的手令。我宣读：“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宣告完毕。”
徐景贤承认：“这是我亲笔写的。”“写好以后，我让秘书叫醒了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我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然后我听到他去打电话，进行了布置。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要一声令下，上海就会陷入到一片血海之中。张春桥过去多次引用过《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用来对我们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当我在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时候，我确实是准备杀头了。１９７６年月１０月９日，中央通知我和王秀珍到北京开会，及时地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徐景贤说到这里略停了一下。
这时我看看张春桥，仍然面部毫无表情，坐在被告席上，耷拉着脑袋。
徐景贤接着说：“这里需要有一点说明。就是９日上午，我们给马天水打通了电话，马对我们撒了谎。下午我们就开常委会和组、办扩大会议，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晚上在康平路学习，我和王秀珍商量，要立即撤消民兵的战备集中和待命的决定，马上恢复正常。我说‘不然要引起误会’。王秀珍当即向民兵指挥部施尚英打了电话，告诉他：‘撤消５位数（即３１０００人），保留４位数（即２５００人），恢复正常。’王秀珍再次问施尚英：‘你懂了吗？’施尚英：‘懂了。’接着王秀珍在学习室找廖祖康谈话，要他立即撤消设在东湖招待所的另一个指挥点。廖表面答应了，当时在座的有冯国柱、张敬标等人。后来了解到，他们那个据点根本没有撤消，由黄涛、廖祖康直接操纵和指挥，把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施尚英等人弄在一起，等于又另设了一个市委，这个秘密据点一直设到１０月１３日我们从北京回来以后。这个据点后来又和朱永嘉、肖木、王知常结合起来，一直发展到１２日晚上的大吵大闹，提出反革命口号，布置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的这些罪恶活动我虽然没有继续参加，但这也是我们在８日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的继续和发展，我是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我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完全愿意认罪伏法，揭发交代。这次反革命叛乱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他张春桥精心策划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场叛乱是‘四人帮’和我们这些人在上海苦心经营了１０年之久的必然结果，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张春桥。在毛主席逝世后，张春桥加速从北京向上海发出反革命指令，直接地策动导致了这一场武装叛乱的发生。我的证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