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我的烦恼的“工农兵学员”生活
作者：何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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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３年的秋天，在我眼里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季节。历时５载的插队生活，为我换来了一次读书的机会。这一年我２３岁了。
按正常就学年龄算，这时的我本应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了。但此刻我两手老茧一脑袋高粱花，才刚刚走出塞北大山沟。那真是看哪哪都新鲜，绝对是土老帽儿进城。
冀中平原的初秋好似与盛夏没有多大区别，乱哄哄很热闹的保定火车站外小饭馆很多，卖一种面叫钢丝面，从名字就能觉出那面一定很硬。我买了一碗，端到手看全是碎头儿。我问：全保定面条都归您这领导吧？女售货员大婶恶狠狠瞪眼：宁（你）这是省（什）么意思？没见过面挑（条）儿？我说：见是见过，可这全是面条“头头”。对方转怒为喜，说有意思有意思，就换了一碗新面，倒是长了，可想咬断还真不容易，不如吞了那碗碎头头，省了嚼。
终于成为河北大学中文系的新生。我很感慨，这一切实在来之不易。在此之前，１９７２年初，我从乡下回天津过年时，一时心动，给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写了封信，表示自己很想念书。写时也没抱多大希望，不料正月初六接到电报，让我速来县城体检。我很兴奋，冒着大雪赶路，体检后就回村里一边劳动一边等待。一等等到盛夏，也不见消息。那日我正给猪打预防针，忽听到人家被录取的开春时早就入学了。我抓住一头大公猪就摔，它死命挣脱，我脚下一滑，一头就撞到猪圈的石头墙上，血就流出来。于是，第一次求学，终以“头破血流一场空”而结束。
本来就不想再碰第二次了，额头的伤疤不时地提醒着我。后来我亦知没录取是因为政审过不了关，而这是很难改变的因素。但１９７３年的春天却传来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好消息：这年恢复高考。于是，希望之火又被点燃。我本来功课自小就好，下乡后又没少被抽到县里帮助写材料，文笔也练得不错，是县里有点名气的“秀才”。只不过我是“老初二”，个别课程当初没学过。为此，劳动之余，我开始了“恶补”，常是收了工去８里地外公社中学找人请教，后半夜才回来，天亮又要下地干活。终于熬到７月，全县３００多考生在热辣辣的天里连考三场，我考了个头一名。河北大学中文系唯一的一个名额，到了让我给争来了。当然，好事多磨，这期间还有许多沟坎，比如体检差一点就没过关等等。但不管咋说，我如愿了。
此时河北大学用的是原河北省委的两个院，校舍破破烂烂的，全无在天津的昔日景象。入学头一天，辅导员（班主任）拿着稿子站在黑板前讲有关事宜。他外形臃肿，口齿不清，全无大学老师形象，与县乡干部站在一起也算不上是利索的，更谈不上精干。日后得知他是从农村来的带干生（干部带薪读书），后留校。大概运动中坐下了毛病，不拿稿不讲话。不过，当时他讲的话还有一点内容让我心里一热。他说你们不是一般的学生，你们是要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下来我找他，他问你有何感受。我说感受挺深一时说不出来，但眼下我的行李没到，看能不能借我条被子。他满口答应。但到了晚上，天已大黑了，同宿舍的同学都入睡，我却还坐在上铺的草垫子上发愣。原来班主任不光感动了我一下，还戏耍了我一回。从邢台来的同学递过一条褥子，这回我是真感动了。忙到操场上拣了块较干净的砖头，垫在书包下当枕头，身上盖着路过天津时从家中带来的单人蚊帐，就入睡了。我的行李走的叫“联运”，即汽车火车联运，应该说很不错，从县里（没火车）可直接运到保定。只可惜太慢，入学后将近一个月，我才盖上被子。这期间我再未找过辅导员，我发现他面对我们这一大帮人有些发蒙，我不忍再给他添麻烦。
中文系七三级只一个班，大班，８６个人，黑压压把个大教室坐得满满的。那真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俊的丑的老的少的，年龄大小差距能有十好几岁，乡音亦有十来多种，男女各占一半。其中最显眼的是十几位穿军装的部队学员，红领章帽徽绿的确良衣服，很吸引女同学的眼球。部队学员的又分驻保定３８军和其他部队的。来自３８军的全部是部队首长的子弟，名义是代培，但实际与我们一样，也是从头到尾学了三年。学员中我和两个女生是天津知青，姓王的女生与我同来自承德，后一直在一个小组，较熟悉，另一位则接触少。有意思的是，直到毕业离开学校，我们班有不少同学特别是男女之间都没有说过话。这其中的详细原因说起来至今让我不大清楚，但问题表现得很明显，就是出现了严重的不团结现象。那时候社会上还打“派仗”，保定是重灾区，打得省会都搬到石家庄了。可惜就这一个“派”字，终使我们三年大学生活变得关系紧张全无和睦。日后想起悔恨不已。如果不是必须经过这段磨励才能分配工作，我半道肯定要溜之大吉。那三年间一个想法是常出现的，即这个破学，真他妈的（原谅粗野一下，不然难表那种心情）不想念了。
河北大学在天津时，校舍（马场道）与我家很近。物理楼的楼顶在冬季的傍晚常落下成群的乌鸦，黑压压的，景象有人说壮观，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却留下了一团可怕的阴影。现在河大迁到保定，傍晚的冀中平原升起缕缕炊烟，没有乌鸦，但阴影却悄无声息地又出现了。
班里分成两派的最初原因，直到今天我也没有闹清楚。本来秋天入学后，学校里的课程安排非常正规，加上老师多是从天津随学校而来的老教授老讲师，师资雄厚，讲课的水平高，同学们学习热情也很高。据知情者说，文革以前，天津各大学中，河北大学中文系的声望最高。我们很有幸遇到了这些从运动中苦熬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并愿意从他们那里很好地学到些知识。记得初时学习还很紧张，上了一天课，还有晚自习。讲古典文学时，有些书只能在阅览室里能看到，比如《聊斋志异》，那儿只有一套，故要提前去排队。有些才开禁的外国名著，也是限时间借阅的。一本厚厚的《复活》，只容你看一天。常见星期天时，有人就躺在宿舍上铺从早看到晚，连饭都让旁人给捎回来。可惜那股子学习精神，日后还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时我在班上的功课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这首先得益于我小学中学在天津念书还算扎实，而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同学，文革开始时尚未小学毕业，学的东西有限。此外我还有个奢想，就是毕业后能留校当个教员。我喜爱古代诗歌，觉得只要备好课，我也能讲。种种原因，使我学的既不费力，又很快乐。大学生活的美好时光，似乎真的已降到了我的头上。
１９７４年的春节，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原因不仅在于我插队五载终于上了大学，从此将有一个国家干部的身份和固定工作，还有另一桩喜事，是我的女朋友第一次随我回天津过年。需要略作解释，我在插队的最后一年内，搞了个对象，也是知青。她不是天津知青，家在东北，来这儿投奔亲戚的。有一次，我们刚好同被县里抽去参加巡回报告团，从县东巡到县西，结果就熟识，偷着相好了，后来瞒不往又被众人所知。其实这不奇怪也没什么不好意思，当时我已经不小了，而且也确有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的打算，故此，就得找个媳妇，没媳妇哪来的家。我的对象除了个子稍矮，容貌佼好，能说能干，在女知青中也算是拔尖的人物，比我小两岁。提前说明，后来我俩没成。没成也对了，我属虎，她属龙，结合了也是“龙虎斗”，谁都不得好。不过，当初我俩是确实好，就是都属虎也愿意。尤其是我，虎背熊腰精力过剩，已经到了那个年龄段了。
我从小没少看戏，我恨陈世美，可怜秦香莲。入学后，都老大不小，彼此就问可有对象。别人都说没有没有，我却实话实说有，还把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其实我的对象此时还在乡下插队，前程未卜，或许我大学毕业了她还没出来呢。但我想人要讲良心，不能做无义之人。这么着，实际上也是防止自己做出对不住她的事：班里那么多女生，也都到年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