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宋任穷与中国原子能事业
作者：刘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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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是发现铀矿，挖出矿石还不行，还必须从矿石中提炼出粗铀，再从粗铀中提炼出制造原子弹的核燃料。因此，能否提炼出粗铀，就成为核燃料工业能否全线起步的关键。为了争取时间，宋任穷一面安排筹建大厂，一面布置若干点进行土法炼铀。
当时农民自力更生、土法炼铀的情况，实在令人感动。原来祖祖辈辈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用镢头、铁铲开山取矿，然后在临时搭建的竹棚里用十分简陋的工具，提炼粗铀。他们不分昼夜，就像磨豆腐一样，用碾米的石磨将矿石粉碎，用竹筛筛净，放在土缸酸浸，再用包豆腐的细布一遍遍过滤，再经烘干，最后才得到了面粉状的粗铀。这种土法炼铀，工艺简单，但经检验，却完全合乎标准。
宋任穷得知农民用土法炼铀取得成功的消息，兴奋地说：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和愚公移山的精神。
宋任穷非常重视职工思想政治教育。每到地质队、矿山和建设工地，总是要讲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创建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意义，当前的困难和将来的前景等等；鼓励大家克服困难，艰苦奋斗，为国争光，为民争气。他还要求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天天看报、听广播。野外地质队的人员，身居深山老林，往往十天半个月看不到报纸，宋任穷就提出每个队必须配一台收音机，保证每天能听到新闻广播，及时了解中央精神和国内外大事。
当时，正是“大跃进”的时期，宋任穷也头脑发热，提出了“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全民办铀矿”的口号。对此，宋任穷后来这样分析：两个口号的推行，一方面动员了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破除了人们对原子能的神秘感，促进了原子能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同时通过土法炼铀获得了重铀酸铵１５０余吨，为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提供了铀原料，争取了时间，赢得了主动。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大家办原子能科学”，要求一个省建一个反应堆和一台加速器，根本不可能。“全民办铀矿”，特别是农民、生产队办的矿点，由于设备过于简陋，工艺技术落后，往往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也不可取。
两股劲拧成一股劲
我国原子能事业建设初期，我们的方针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苏联的援助。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５８年，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中苏两国政府前后共签订了６个协定。但是，苏联的援助是有限的，特别在核动力和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不是托辞拒绝就是明确不给。说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有了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无须大家都来搞”。１９５６年，赫鲁晓夫上台大反斯大林，结果在世界范围掀起反苏反共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为了换取中共的支持，对援助我国防尖端技术才有所松动，应我方要求，苏联提供了大量的设备与技术，先后派来上千名专家到二机部工作。
宋任穷对苏联专家十分重视，多次强调，要虚心向专家学习，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让副部长袁成隆专门向苏联专家组长介绍二机部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专家学习，努力掌握技术的情况。二机部机关召开的“边干边学，建成学会”动员大会，也邀请苏联专家参加，大会表彰了先进，并向苏联专家赠送了锦旗。专家们心里热乎乎的，纷纷表示愿同中国技术员同心协力，共同建设中国的核工业。
１９５８年５月，二机部党组向中央汇报了将两股劲拧成一股劲，加快了工程设计和建设进度的经验，毛泽东看了很快作了批示：“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京剧《法门寺》中的奴才形象——编者注）是谁也看不起的。”毛泽东的批示给了二机部极大鼓舞，使他们更加放手地做专家工作，增强彼此理解和感情交流。
与此同时，宋任穷特别强调要善于独立思考，树立“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二机部党组提出了“边干边学，建成学会，苦干三年，基本掌握”的方针，要求科技人员加紧向苏联专家学习，并把学习苏联技术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一些核心工程和关键技术抓住不放，彻底弄明白，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我国的技术人员不辱使命，通过工程实践，边干边学，消化吸收，不但掌握了技术，提高了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有所改进和独创，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大跃进”时期，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但有些人破除迷信过了头，要求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和设备进行革新改造，并且固执己见。宋任穷与之争论无果，无奈，只好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当面汇报。两三天后，宋任穷接到电话，通知他到中南海游泳池去见毛泽东。听了宋的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２３５工厂，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吗！
宋任穷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统一了思想，并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正式作出了决定：对苏联的主工艺设计不准改，对苏联提供的仪器设备不准乱拆乱动，如需任何改动，都要报经上级批准。而且明确了在建成投产一年半的时间内，这些规定必须严格执行。这样，就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对主工艺设计和设备盲目乱改的危险。
争分夺秒，做好应变准备
然而，中苏的蜜月极为短暂。１９５８年，苏联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被毛泽东一口回绝。赫鲁晓夫大为光火，决定报复。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０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以“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由，提出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由于苏联政府方针的改变，苏联专家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位搞空气动力学的苏联专家到核武器研究所以后，根本不履行专家的职责，当我方人员问技术问题时，他就清清嗓子，然后就是沉默，始终树起一堵保密的墙。而且他不准我方人员接触尖端技术，要么支使我方科技人员学外语，要么派到无关紧要的工厂矿山实习，而他自己整天躲在办公室看书，成了“只读不说的哑巴和尚”。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在当年７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８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为了铭记这段发生于１９５９年６月的“国耻”，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５９６工程”。根据中央的决定，宋任穷等抓紧部署应变准备，并于当年１２月制定了原子能事业８年规划纲要，提出“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动员干部和群众，发奋图强，埋头苦干，把全部建设工作逐步转移到完全、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上来。
当时，苏共中央图谋撕毁协议、中止援助的决定，尚未向他们的下属传达。利用这段时间差，宋任穷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抢建浓缩铀厂主工艺厂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紧逼苏方履行合同，交付设备。浓缩铀厂是生产原子弹核装料的关键工厂，１２月初，苏联专家到现场察看，估计至少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完工，结果我们用十几天时间就把主厂房突击盖起来了，而且满足了对清洁度的严格要求，迫使苏方不得不按时提供了设备。这对于保证浓缩铀厂顺利建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是组织科技人员同苏联专家对口学习，千方百计把技术学到手，把资料弄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