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宋任穷与中国原子能事业
作者：刘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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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宋任穷布置抓紧自己的研究工作。在苏联专家什么也不说的情况下，核武器研究所就组织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一批新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开展理论研究和科学试验工作。一天，宋任穷去核武器研究所，看到大家劲头很大，干得不错，就鼓励说：“人家预言我们搞不成，我们一定要争口气。你们都是搞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口气变成动力，把我们的事业搞成功。”
这段时间，宋任穷的工作高度紧张。这是在和时间赛跑。宋任穷下定决心，一定要赶在赫鲁晓夫还没有撕破脸皮，把中苏矛盾公开化之前，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技术上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预则立，不预则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应变的准备，所以到１９６０年赫鲁晓夫公然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时候，我国原子能事业没有因此造成混乱和停顿，而是比较稳当地过渡到全面、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
１９６４年，原子弹如期爆炸
１９６０年初，周总理领着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泽东约见宋任穷等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
康生一见面就问：“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
宋任穷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１９６４年。”
康生听了，不以为然地说：“１９６４年才爆炸，太迟了，还是应该１９６２年爆炸。”
站着说话不腰疼，康生还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
在旁边的毛泽东一直没有表态，等到康生啰嗦完了，才发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
康生一听势头不对，便再也不吭声了。
１９６０年７月，苏联搞突然袭击，一个照会就把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这种做法显然很不得人心，不少专家都表示不理解、不满意。宋任穷指示二机部的领导抓紧做工作，请专家吃饭，开会欢送，大讲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不少苏联专家与中国科技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临走前用各种不同方式把有关的技术资料留了下来，比如，有些专家遵照上级的命令将技术资料毁了，却把碎片有意地留在了地上。从这些碎片中，中国的技术人员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对继续进行未完工的工程有一定帮助。当然，苏联专家中也有少数表现不友好的，有些应该留下资料也不留，装到包里带回去了，还说，“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再过两年你们只好卖废铜烂铁了”。“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估计２０年后你们也搞不成原子弹。”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央决定调宋任穷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在战争岁月与建设时期，宋任穷多次调动工作，每次都是愉快地服从安排；唯独对这次调动，宋任穷有自己的看法：对于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他有着极强的荣誉感与使命感，舍不得离开；而且他感觉，在这样的时刻离去，就像在激战犹酣的关头，被命令撤出战斗一样。于是，宋任穷去找贺龙、聂荣臻、罗荣桓等几位老帅，向他们谈了自己的想法，赢得了同情与支持。宋任穷又去找邓小平。
邓小平则说：“这件事不要再提了，毛主席已经定了，准备去吧。”
不久，周恩来征求宋任穷的意见：“你走之后，谁来接你的工作，是否还从军队里再找一个?芽”
宋回答：“从军队调人可以，如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由刘杰同志接任部长也行。”后来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任命刘杰继任二机部部长。
１９６０年９月，宋任穷带着几分眷恋、几分惆怅，离开了二机部，告别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原子能事业。临行前，刘杰要为之饯行。宋任穷则说：“饭就免了；但有一个要求，你无论如何要答应，那就是，一有原子弹试验的消息，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那个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宋任穷突然接到刘杰打来的电话，告之下午３点钟爆炸。那一天，宋任穷一直都在等，但等到晚上新闻联播仍然没有听到报道。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说不忙着发消息，一再要求核实是不是核爆炸，等完全证实后再正式公布。
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全国人民和海外炎黄子孙莫不为之振奋、鼓舞。宋任穷曾主持其起步阶段的工作，饱尝其中的酸甜苦辣，当然，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说：“我在二机部工作过４年多，曾经为此费过一些心思，作过一些努力，当然也感到特别高兴和欣慰。”
责任编辑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