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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百年祭（连载二）
作者：彰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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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命运
1930年，周扬从日本回到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与鲁迅先生来往较多。左联团结一大批青年作家，配合苏区揭露反动军阀，很有成效。鲁迅是左联发起人，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但不知为什么，1935年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王明、康生指示解散左联，重新组合文艺家队伍。鲁迅先生很有意见，虽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他坚决拒绝接受参加由周扬、徐懋庸等人组成的文艺家协会的邀请。作为莫斯科信使的萧三，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将此事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听完左联解散经过后，笑着用左手拍着右臂，并说：“这有点像解散共产党，反帝去掉无产阶级立场，那就反帝也不会有了。那就是和右联、中联一道搞啰。”
鲁迅先生不同意解放“左联”，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也不赞同“国防文学”的口号，不愿意与旧文坛鸳鸯蝴蝶派为伍，因此针锋相对。1936年6月15日，由鲁迅、巴金、胡风、聂绀弩、曹禺、萧军、萧红、张天翼等未加入文艺家协会的63位作家联合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双方因此展开争论，徐懋庸公开批评歪曲鲁迅，在文章里写：“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鲁迅在逝世前的一个月，忍着病痛写下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中除对口号提出看法外，还揭露徐懋庸的后台周扬（周起应）：“……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致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鲁迅先生逝世后，那些抱有“父债子还”的壮士们，是不会轻易放过鲁门弟子的。
1941年在延安，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讥讽萧军等人“……陷于自己人的圈子和新生活格格不入……他们写不出东西，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艾青、萧军、舒群、罗烽、白朗等人的不满，一些人忍了。但萧军不行，他写了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文章中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三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能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可以经常吃到肉……凡是来延安的都不是为了吃肉，是为了来革命，就如周扬同志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这篇文章寄给《解放日报》，被退回。萧军认为不公平，不民主，不是解放区的作风，找到毛主席。主席耐心地倾听萧军的抱怨，劝慰了萧军，批评了周扬，并责令延安《文艺月报》刊登，调解了一场争端。其实这是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再现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仍然存在。萧军刚直不阿代朋友们出了气，与周扬又结了一个疙瘩。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主席又多次征求萧军的意见，“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以后整风，周扬也想“关照”萧军，但主席这一关过不了，只好作罢。
建国后，周扬一直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领导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种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萧军吸取东北教训，闭门谢客，减少通信联系，一心撰写《五月的矿山》。在东北受批判后，萧军主动要求到工人中去，东北文联安排他去抚顺露天煤矿。他盖着与工友们不差上下的小被子，一起说着“一串铃”：“中班得玩，早班得睡，夜班活受罪”；一起吸着“大生产”（一种低价香烟），吞云吐雾；一起头戴安全帽，头灯明晃晃，手提十字镐，往闷罐里一挤去挖煤。当家作主的工人，忘我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感染了他。《八月的乡村》写的是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日真情，其姊妹篇《五月的矿山》写的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建设新中国的激情。萧军白天到文物组上班，晚上写作。这部30万字的小说，围绕乌金矿区的矿工们，在乌金市委、矿务局党委的领导下，“大干红五月，解放全中国”，以开展劳动竞赛发生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的思想面貌。在“红五月劳动大竞赛”中，工人们纷纷登台表态，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家属、后勤保障部门、党政干部都卷入热火朝天的竞赛活动中。作品重点刻画鲁东山与杨平山两个典型，两个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鲁东山是一名具有旺盛革命意志和强烈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工人。作家以深厚的感情，多方面展示了他的思想面貌与性格特征。抗日战争时期鲁东山在山东老家打过游击，很早就接受过党的教育；到矿山后，他公开打过日本采煤班长。解放后，他成为露天矿采煤班班长，面对重重困难，觉得“竟像埋着什么磁铁似的吸引着他的心”。他排除了种种干扰，不听信谣言，对放炮班、洗煤班、打眼队等班组进行改组整顿，搞技术发明，生产定额一再突破，产量一再提高。鲁东山为矿山忘了一切，以致儿子因为他不在家，没能及时送医院而病故。在庆功会上鲁东山加入共产党。另一名优秀工人杨平山是工人后代，日寇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他把自己的命运和煤矿联系在一起，坚持要先入团，入党，将工作干漂亮；在结婚时，为了抢救自己的劳动“伙伴”电铲三次负伤，最后在崩岩事故中与电铲一起被埋在地下。作品也暴露矿山一些领导盲目追求产量，指标一提再提，以致采过危险区造成事故，批评官僚主义。作者在书中大声疾呼，煤矿是“几块石头夹块肉啊”，“谁的命也不是可以白白牺牲掉”！1982年时任煤炭部副部长的张超，看完《五月的矿山》后，写下这样一行字——“萧军，矿工的知音”。
1953年11月，萧军将抄好的《五月的矿山》、《第三代》两部小说的底稿和重新校对的《八月的乡村》一并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并给30年代的好友、社长冯雪峰写了一封信，要求出版。1936年10月17日冯雪峰要去成都汇报工作，临行前到鲁迅先生家辞行，见先生躺在床上，脸色蜡黄，闭不上的嘴喘着粗气，病情岌岌可危。冯雪峰立即退了机票，陪伴在鲁迅身边，一直至先生去逝后第三天才离开。冯此举令萧军很感动，二人自此确立了尽如人意的关系。话题回到1953年，当时文艺界领导是周扬。冯雪峰认为，萧军在东北被大张旗鼓地批判，而且停止支持其从事作家活动的文件没宣告作废，怎么能出书呢？冯碍于老朋友的面子，委婉拒绝，未敢接受，将几部稿件原封退回。萧军没有恼火，但双拳在暗中攥得咯咯作响。他深信自己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的忠诚，又想起毛泽东对他讲“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咱们一块干”的鼓励。他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地给周总理写信，简述来北京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请总理将《五月的矿山》等稿件转给毛主席审阅。他将书稿用油布纸包好，让妻子王德芬冒着北风，坐三轮车送到中南海。
其后一冬一春，萧军什么都做不下去——中央认可东北的判定吗？也认为我犯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错误吗？他压抑地盼望着。1954年6月，中央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函告萧军，毛主席阅过他的小说，说“萧军同志仍然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他的书可以出版”。习仲勋请萧军持函行事。冯雪峰尚未接到通知，看函后惊讶地请示周扬。周只好下令出版。冯雪峰对萧军说：“你有尚方宝剑，我还能说什么？出。”萧军后来说：“从出版社出来，我就像欲跳的袋鼠，带电的白云，生活的道路出现光明、希望。”
1955年，我们家从天津搬到北京，我和弟弟转到厂桥小学，记得一放假就吵着去萧家。海北楼里什么都稀奇，木楼梯转角“钢钢”响，客厅醒目地摆放着两个青龙花大口掸瓶，参差地插立着灰白色的轴画。南花墙摆着藏黄色高低错落的楠木组合柜，柜门上刻有浅绿色的隶书字，分别是明史、元史、宋史、前汉书、后汉书等等，如远古的灵魂，在这里诉说。柜旁平放着两把漆黑的躺椅。正对门的写字台，铺有绿色的台布，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和灵巧的小古董玩物。写字台后架上琳琅满目的图书，被百叶窗透进来的阳光映照得斑斑驳驳，反射出幽静的光辉。我喜欢进卧室，尤其是挂在床侧的那两把带孤度的刀，抽出来乌亮，上面刻“1917·Ｚｏｇ”。萧军讲，这是俄罗斯哥萨克骑兵战刀。我和弟弟每人佩戴一把，大喊大叫，虽遭到父母呵斥，但屡教不改。我最羡慕床头那张24吋黑黄色的有着朦胧意味的照片——萧军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雕塑，一腿直立，一腿弯曲抬起，身体微扭，双手抱胸，一块块油亮的肌肉饱满凸显。我和弟弟常常模仿，又常常跌倒。只要父母不在，我们怎么折腾，萧军照样写他的书，中午常带我们出去吃饭，到地安门吃“马二”羊头肉，钟鼓楼大碗。饱餐后沿着后海，边走边教我们唱苏联红军歌舞团阿来克山达洛夫作曲的《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我们没有萧家哥姐唱得好，也晃着脑袋喊得挺起劲：“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我们有许多的枪……”虽然我唱得走调，但知道萧军唱错一个字，把“色”唱成“色”（ｓａｉ）。他总是望着蓝天白云，唱着“我们是红色（ｓａｉ）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