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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百年祭（连载二）
作者：彰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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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的遭遇
1947年萧军从佳木斯返回哈尔滨，便一头扎进鲁迅文化出版社的工作，出版了鲁迅、列宁、毛泽东著作活面文选，季米特洛夫的《干部政策》，李六如的《财经六讲》、《革命之子莫铮》，《鲁迅研究丛刊》，以及萧军的《羊》、《八月的乡村》、《第三代》，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等。成绩是巨大的，但仍不足以释放他对新中国热爱的激情。他又创办一张8开小报—《文化报》，并要求凯丰派干部领导报社。凯丰说：“哈尔滨刚解放，党内工作千头万绪。你就自己掌握吧！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宣传部给了出版社3两半金子，东北银行贷款70万元，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令安东鸭绿江造纸厂调拨5吨白报纸。在这个小舞台上，萧军如鱼得水，报道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变化，每日新闻、通讯、小说连载等深受市民的喜爱，读者订户由开始每月千份，增到8000份，甚至各个报摊一上架就卖空。
1948年彭真、凯丰奉调中央。东北文化界由原延安中央党校三部教务长刘芝明、上海“国防文学”派剧作家宋之的主管。在凯丰在时他们就提出过，《文化报》独树一帜，销路越来越好，威信越来越高，影响《东北日报》和《哈尔滨公报》的发行与宣传效果。凯丰也意识到这些，曾派萧军到富拉尔基，《文化报》停刊。萧军回来后，《文化报》恢复。凯丰调走。刘芝明以宣传部的名义，专门办了一张针对《文化报》的小报《生活报》，目的在于减弱《文化报》的影响；很明显地将延安整风时的习惯带到哈尔滨。而萧军也恰恰保留着延安的作风，为追求真理不惜牺牲自己，无论是谁，只要你破坏新民主主义纲领，只要你欺压老百姓，我都要揭露。
记得他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43年初夏的中午，萧军悠闲地和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小战士一起在延河里游泳，突然听到狗叫声，还有俄语“上！上！”抬头看见中央医院苏联外科医生阿乐夫在指挥自己牵来的散步狗，与一企图阻止他进农家院的黑狗咬架。散步狗不是黑狗的对手，阿乐夫掏出手枪，一枪击中黑狗的脖子；黑狗“噢”地一声，跑出几十步，躺在路边抽搐地死去了。萧军非常反感，觉得这完全是过去那些“外国人”、“老爷们”的行为。想不到今天竟在一个苏联共产党员的身上表现出来了。当晚萧军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这件事至少有以下两个缺点：一、边区法令曾规定无故不许鸣枪。二、这狗是老百姓的，也有一点妨害群众利益的嫌疑。……苏联友人来替我们服务我们是感谢的，但有一些不自觉的‘优越感’，我们有责任提示给他们，这是必要的。”此后在朱德母亲的追悼会上，萧军又对主席提起此事，毛泽东仅说一句“他救了我们很多伤员哪！”
1948年元旦，《文化报》发表萧军写的署名“秀才”的新年献词。“秀才”以第一人称，讲怎么从对中国共产党不满，到表示心悦诚服，并要用自己的影响，对新中国尽微薄之力：一要“支援前线”，二要“拥护民主政府”，三要“拥护共产党”，四要“打倒蒋介石赶走美帝国主义”，五要“开展民主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运动”，六要“建立新人生观”。这本来是一篇进步向上的好文章，但萧军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些领导干部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在献词的最后部分提出反对多个主义，其中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拍马主义”、“欺上瞒下主义”、“帽子主义”、“言行脱节主义”、“假公济私主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主义”、“仗势欺人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共125个主义。这种揶揄讥讽的手法，激怒了不少领导。
在纪念“八一五”3周年的《文化报》上，刊登了萧军于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之际，在延安时写一首《萁豆悲》七律诗，原诗如下：
血战连年四海昏，谁将只手拯元元？忠奸自古明水火，龙虎由来际风云。萁豆相煎悲有迹，情亲奴主掩无文。如荼往事应犹忆，殷鉴垂垂何太真？
文协领导抓住“萁豆相煎悲有迹”，指责萧军颠倒是非，将人民解放战争敌我双方比作同根而生的亲兄弟，“分明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将一首充满新民主义精神，调动全民族的意志共建新中国的好诗，批成罪恶。一场自上而下、孤立萧军、清除萧军思想的活动在东北大地徐徐起动，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正如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1980年2月20日批复《关于萧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中所写：“1948年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认为萧军‘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这种结论缺乏事实根据。”在当时萧军根本没把文协领导看在眼里，仍以《文化报》、鲁迅文化出版社为阵地，一为自己辩护，二是指出文协某些领导人的弊端。清晨购买《文化报》和《生活报》，成了当时哈尔滨的市景。
当时全国尚未解放，中央大本营披坚执锐全力以赴解放全中国，根本无暇顾及什么《文化报》、《生活报》之争。而作为后方的东北局，不仅没有充分调动被认为从延安回家的“东北之子”萧军的自身吸引力，达到鼓舞人民、巩固后方的目的，反而开展了已成为文化史上一桩笑谈的政治游戏——在全东北地区大张旗鼓地展开了长达3个月的“萧军思想批判”运动，受牵连的文艺工作者达千人。东北文协发表了《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了《东北局对萧军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萧军“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错误是严重的，由于萧军对错误毫无认识，态度特别顽固，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
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文协”、“东北局”办公会，萧军都大声疾呼，他爱党、爱民、感谢苏联出兵！他所指出的，都有利于新中国建设；他愿意到中央，到毛主席那讨回公道！他拒绝在《决定》上签字，认为《决定》是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歪曲，栽赃陷害。
此事直至1984年初，萧军和曹禺应邀在彭真家里做客，席间，陪同萧军一起去的萧耘问彭真：“彭老，我爸爸在东北被批判，回到北京，因东北局不给转组织关系，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不得已弃文从医。您知道后，指示北京市委，安排爸爸到文化教育委员会文物组当考古研究员，父亲和我们一家才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是这样的吧？”彭真点点头说：“嗯，有这回事。”接着又说，“不过，当时我是这么讲的：萧军在东北有什么错误，我不过问。但有一条——共产党是不能饿死人的。并且，他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影响面很大，他追随共产党，两次去延安，为新中国成立作了贡献的，总得给出路……那时候，我主持北京市的工作，说话他们还是听的。哈哈哈哈……”
弹指一挥间。而1948年东北局书记是林彪，那时在北京的彭真无法顾及东北琐事。毛主席正全身心地投入全国的解放。在东北被定为“犯有严重错误”的萧军，解放后被彭真安置在北京市考古。因为东北局没给萧军开介绍组织关系，仅同意到北京探亲，看望妻子和孩子们，文物组发给萧军每月生活费120元，房租补贴20元。分在北京市劳动局工作的王德芬，定为行政19级，每月工资78元。萧军每月140元，在当时相当于14级干部的工资。“文物组”办公地点在北海公园内画舫斋。他讲：“每次走入风景优美、绿草如茵、繁花满树的工作室，我都会在心里泛起一种感动的心情，我和彭真的关系，犹如鲁迅先生和瞿秋白……”
中央知道萧军在北京定居后，派来一位姓龙的同志找萧军谈，说到萧军1948年7月25日写给凯丰的要求入党的信，经中共中央、毛主席同意，批准接受萧军为中共党员，按章程办理相关手续，参加党小组活动等问题。但当时萧军在东北的阴影未散，从心里不愿与刘芝明等人为伍，竟像李白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他对龙同志讲：“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个问题，离开东北时，我对刘芝明说：‘我的《文化报》是白纸黑字，你的《生活报》、《萧军思想批判》也是白纸黑字，都擦不掉、抹不掉的。到底谁对谁不对，10年、20年、30年以后再看。现在你有权有势，用权势压人是不行的，只要你不死，我不死，总会有是非分明的一天！’我想等是非清楚了，我再加入组织！”龙同志遗憾地离去。从此萧军开始约束自己。他讲：“解放区最后一场思想批判运动，由我收关。我不想连累朋友。”正是这种心态，1955年由林默涵、刘白羽、袁水拍、郭小川、张光年组成的“胡风集团”专案组，没有捞到一点儿他参与的证据。在随后的55万“右派”队伍中，没有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