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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百年祭（连载二）
作者：彰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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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决心要写300万字的巨作——《第三代》，分3部分组成。“过去的年代”，从清末到民初；“战斗的年代”，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夺取全国政权；“胜利的年代”，建设新中国。他要写出中国几十年的历史人物，可敬的，可憎的，如何从被侮辱、被损害、被误解的生活中挣扎过来。他将著作中出场人物悉数列在一个长卷中，每个人物下面有一两行注释。记得在“朱德”二字下面写有“像旧戏里新从狱里提出的犯人，两腿并未并齐，穿了一身肘露棉花的灰色旧军衣，毫无威风，这正是这个人的本色”。“刘少奇”是“孤峰鼻子，总用眼睛把不易懂的南腔，装在针管里一下注射给人家”。“林彪”则“是个聪明人，有些像舞台上的日本小生；特别是他的眼睛，大概喜欢严肃、自重、心思很深沉”。“彭真”为“高大，诚朴，崇拜关公。”“贺龙”为“吃着大烟斗，鼻子不高，头也不大，眼光不亮，喜欢两腿叉开”。“阎锡山”则“五短身材，一只手反复地摩挲着自己的头和脑为了表示愤怒和焦急，有时也顿脚，用拳头打桌子”。为了集中精力，萧军首先辞去“文物组”的工作，又将楼下车库租下改造成餐厅，请来一位大娘做饭，一心一意创作。
“树欲静而风不止”，《五月的矿山》出版不到10个月，刚把丁玲、陈明打成“反党集团”的，《文艺报》便有计划地组织稿件，批判《五月的矿山》是毒草，“是一部歪曲现实，歪曲人民，歪曲革命，疯狂地宣传反动毒素的书籍”；“继续散发着毒害人们灵魂的霉菌”；“萧军依然是坐在他一九四七年《文化报》的椅子上”。萧军给打晕了，书是主席让出的，如果主席看过后像鲁迅先生那样写个序，又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当然现在已经认为不朽了）。可主席正忙于结束朝鲜战争，当然以大国领袖之尊为一部小说写序也不可能，《五月的矿山》只好任人宰割。
萧军在东北受到批判后，老友舒群断言他只有3条出路：“一是自杀，二是得精神病，三是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但舒的断言全都落空了。萧军是你批你的，我仍然是行动起来，自己去争取，既然“西施是是而不得见，嫫母勃屑而日待”，何不写历史？从1955年起，萧军开始以春秋后期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为主角，撰写长达30万字的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并购以明清字画为扉面，撰写《明清画史外传》。不久《文艺报》那劈头盖脸的、莫须有的批判浪潮偃旗息鼓，早就洗干净等着帽子来扣的萧军也莫名其妙，直到十多年后文革期间，才从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小报编印的“毛主席未出版的著作”中看到，1957年1月毛主席在中央省市委书记会上，听了文委汇报后讲：“对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住他们的小辫子批臭。”毛主席既满足了“左派”的愿望，又保护了萧军。
1957年6月的一个周日，我的父亲与萧军坐在轻工部二楼宿舍窗前，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谈论刚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文章强调阶级斗争还很激烈。两位对比地谈道，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那时我已经上初一，“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萧军讲：“毛主席在延安跟我谈过，在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曾受过11次处分；同志之间的爱心，离不开耐心，所以我照样给他们官做。毛主席有一颗包容万物的心。‘谁战胜谁’不像主席原话。”那天父亲补发工资，由每月108元，晋升156元，为此把大家请来庆贺，母亲在厨房忙活。突然萧家哥姐们推门而入，人未到而声先至：“爸《过去的年代》出版了！”于是本来就很丰盛的菜肴，又增加了现从酒馆买回的肉皮冻和二锅头。大人们都红了脸，萧军情不自禁地踏起船步，一边晃一边唱起《打渔杀家》中萧恩的唱段：“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稼场鸡惊醒了梦里南柯。二贤弟在河下相劝于我，叫我把打鱼事一旦丢却……”
1936年萧军在上海时就开始写《过去的年代》，此后手稿一直伴随他，到兰州、重庆、延安……“情踊跃于鞍马”，直到1954年才完成了这部85万字的巨著。小说以辛亥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为历史背景，描述了辽西山区凌河村男男女女在命运中痛苦挣扎，从中探索东北人民反抗性格和复仇精神的历史渊源。读者可以从中感到，民众中蕴蓄着追求温暖、向往平等的人文精神萌动，各阶层六七十个人物在作者笔下栩栩如生，留下一片原始的天空。
确实身手不凡
《八月的乡村》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必须取消鲁迅先生的“序言”；《五月的矿山》出版后，被打成毒草刊登在《文艺报》上；《吴越春秋史话》交稿后，则转给通俗读物出版社排队。“坎禀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萧军想到当年鲁迅先生为救国救民弃医从文，用文艺作品拯救国民的灵魂；今天自己文医兼备，先吃饭，后追求，要有一技之长，养育儿女。他从1955年开始学医，先拜朱格一为师，学习针灸。又参加“刘寿山正骨班”，为找准穴位及筋骨走向，连拜几个武术老师，学习八卦掌、推手、无极剑、长拳等。有时我们去了，萧军就教我们几手。记得一组玉手拳，双手压放两侧，交叉伸出，左档冲拳，搂手踢腿，展翅玉立；5个动作我就学了一下午。
萧军决心自己开一个诊所，写信给彭真市长，要求市政府评定他的医技，允许他开业行医。市政府派卫生局关、严两位副局长，亲自到鸦儿胡同了解情况，果然有此事，并看到《萧氏医寓》的牌匾。接着又派卫生局中医科郗科长，会同针炙、正骨方面专家对萧军进行全面的理论和实践测试。萧军在针灸专家身上，准确地找到“足三里”、“曲池”、“三阴交”，又一边背着：“人体欲得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他一边背诵华佗的“五禽戏歌”，一边演练正骨、按摩的手法，专家们看得目瞪口呆。郗科长小心翼翼地问：“萧老，你不是学炮兵的吗？怎么精通医术？”“是学炮科的，不到福建前线，打谁去？”萧军狡黠幽默，在场的人都笑了。
“五年计划看三年，苦干三年看头年。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解放军军乐队从隆福寺驻地，排着行列式，沿着地安门大街行进。鼓楼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的红幅一垂落地，街道两旁贴满红绿标语，街上行人脚步匆忙，烘托出激昂的时代气氛。萧军领着我们从地安门大街拐进北海公园，火红的石榴花和夹竹桃迤逦地排列在卵石道两侧。我们围着九龙璧跑，顺着汉白玉栏杆直奔海边的五龙亭，把书包放在圆桌上，到湖边用馒头渣逗鱼。当我们从湖边回来时，圆桌已被几个青年工人占据，并将我们的网兜、食品袋、水壶推到一边，掉到地上。年龄最大的萧鸣走到圆桌旁，将东西移到桌中央，质问青工：“懂得先来后到吗？凭什么将水壶扔到地上？”“凭什么？我们来时你们没在这儿。”“可我们已经占下了！”我们几个小家伙也都围过来。一青工叉着腰喊叫着：“占下了？占你们家灶头！”……争吵声将躺在长廊凳上眯瞪一会儿的萧军惊醒，他走过来，看着青工说：“这么大公园，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小孩子也别跟大孩子一般见识，地方大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呀！”一青工旁若无人、一副滚刀肉的样子。萧军从地上捡起水壶，眉头一拧，铝制的壶像面团一样凹陷。几个青工目瞪口呆，缩着脑袋一溜离去。我们围着萧军坐下。他把水壶放在桌上说：“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1937年萧军从上海撤离到汉口，住在小金龙街。周恩来作为国共谈判首席代表，也在武汉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与各界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号召文艺界人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萧军不只一次聆听周恩来的讲演，孤立无援的心找到归宿。他与蒋锡金、孔罗荪等人积极响应周恩来的号召，筹备成立抗日文艺工作者协会，周恩来希望萧军负起责任。国民党当局为了笼络人心，欺骗民众，经常召开各种形式的招待会，以图控制各地云集战时首都的文艺家。在一次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主持的酒会上，副总裁汪精卫大放厥词，鼓吹“光荣的和平”、对“言和者皆汉奸”这句话“要加以区分”。会场大哗，萧军当场大声斥道：“你和南京屠杀我国同胞的日本鬼子讲和平，还算中国人吗？纯属狗叫！”连《中央日报》的右倾记者都认为汪精卫倒行逆施。人们愤然退出会场，汪精卫不甘受辱，立即吩咐蓝衣社特务跟着萧军，伺机灭之。第二天上午，萧军和萧红吃着泡饭，商议在《七月》开专栏，揭露国民党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突然3个彪形大汉闯入家门，其中一个伶牙俐齿地操着上海普通话：“侬是萧先生，蒋先生让我们请二位冠生园赴宴。”说着礼貌地拿出蒋锡金写的便条。萧红接过来一看就知是假的，对萧军轻轻摇一下头。萧军两步蹿出房门，临街两手一背，道：“你们告诉蒋锡金，我们有事要过江，改日再赴宴。”“这怎么行！”特务一见露馅了，伸手捋萧军脖领子，萧军头一闪，迎面“叭”地一个铁砂掌，一个特务的鼻子登时蹿血；另一个特务要掏枪，萧军左手抓着他的手腕子，右手臂向上一推，对方惨叫一声，脱臼了。小个子特务躬身想抱萧军的腰，被萧红从屋里端来一锅剩饭，劈头盖脸倒了一身。萧红一边敲着锅一边大喊：“有人抢劫！有人抢劫！”街上围来不少人，小金龙街离繁华的中环很近，巡警以打群架为由将5人带到警察局，3个特务没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身份，乖乖地跟警察走了。这正是萧军所希望的。因前不久，两名带头示威的持不同政见者，被特务抓走后秘密地装到麻袋里沉入长江……萧军在亭子里一边讲一边给我们演示，说到生动处，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捂着鼻子怕给打流血。在五龙亭附近的游客也凑过来听……行文至此，不禁闭目思之，真真恍若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