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我的大学同学们
作者：王德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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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因全国高校开始压缩办校规模，刘绍本又复学，继续读中文系四、五年级，及至1964年毕业分配到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更巧的是，1970年12月河北省艺术学校在石家庄成立（标准说法是河北省戏剧学校更名，并从保定搬迁石家庄），我在省艺校办公室工作。因青园街的新校舍正在兴建，学校暂借住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学楼。这样，不仅与刘绍本天天见面，而且同在教职工食堂就餐（那时他未婚，单身一个；我虽已婚但全家人在老家农村）。南大的同窗情谊又在师大延续。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感谢党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政策，感谢党的干部“四化”政策的实施。正是因为这“四化”，刘绍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84年底，从河北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的一名教师担任了校长委办公室副主任，继之又荣升为研究生处处长、校党委办公室主任，90年代后担任河北教育学院副院长、河北师大副校长。
虽然刘绍本的“官运亨通”，但他对官职看得很淡，他说他是教书的，业务是永恒的。这些年来，刘绍本不仅学生遍国中，而且主编和参与编写了《写作教程》、《写作艺术示例》、《文学写作教程》、《中国杂文鉴赏辞典·古代篇》、《中国序跋鉴赏辞典·现代篇》、《战争文学名著鉴赏辞典》、《曹禺论集》、《百年儿童文学精华》等图书20多部。及至退休多年，不仅仍继续给中文系研究生上课，而且有大量的社会活动，天天很忙。《乡音》杂志记者李彦敏写的刘绍本的专访文章《从文学生涯到社会追索》中称，刘绍本退休后继续担任研究生的课程，是他“不退休的‘天职’；而有了宽裕的时间投身社会活动，则使他找到了文学经世致用的价值所在……”退休后的刘绍本，社会职务多多，至今他还担任着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写作学会会长、河北省老教授协会常务副会长……在一些职称评委会、文艺振兴奖项评委会、社科优秀成果奖评委会及省、市许多重大论坛和研讨会上，人们都会见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精彩发言。
退学，回原单位工作
南开大学中文系1960年新生入学时，计有80多人，其中“调干生”（即在职干部考大学）有20多人，这在此前各届招生时虽不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但“六Ｏ级”的“调干生”人数之多却是空前的。
“调干生”的政治素质都较高，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入学时有的最高职务是县团级，最低的是机关的打字员。年龄都偏大，相当一些同学入学时已二十大几，甚至30岁出头，不少人已有了一两个孩子。ｌ960年高考时，普通高中毕业生考政治、俄语和语文3科，试题都非常简单。政治只是几道问答题；俄语是几句“汉译俄”和几句“俄译汉”；语文题是一篇命题作文（“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大跃进中的新事物”任选一题）和将一篇170多字的文言文译成白话文。再无其他。当年对“调干生”的学力只要求“相当高中”，所以试题更少，只考政治和语文两科。
这些“调干生”入学后，都带工资，规定享受原工资的75％。如行政17级（县团级）的“调干生”高松周（入学不久即退学了），原工资是78元，这比大学毕业一年后转正定级的工资（53元）还高，即使按75％计，每月还有58．50元；如果原工资按75％计发后不足20元，也按20元发。当时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是15元，据说这是毛主席关心大学生生活亲自定的标准。这已是很高的伙食标准了，因在此之前的高中阶段，伙食费每月仅是8元。“调干生”对我们这些没有社会经验和工作经历的普通高中毕业生，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呵护，大家对他们都很尊重，对女调干生大都以“大姐”相称，关系很融洽。但是，因为家庭或个人不适应学校生活等原因，有十多位同学入学不久即申请退学了，仍回原单位工作。学生少了，全年级就由最初的3个班合并为两个班。我仍在一班，还担任过一班的团支部书记和年级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组长。
刘全福是我接触最多、关系也最好的“调干生”同学。他原是石家庄地区食品公司人事科科员，入学时年龄不算大，才25岁，其爱人在农村，家中已有两个孩子。他在原单位的工资是47元，按75％计发，每月是35．25元。平时，刘全福同学学习很刻苦，为人随和，整天乐呵呵的，和同学们的关系都很好。课余时间我们经常在校园谈学习，谈家庭，谈未来，他对同学们像大哥哥关爱小弟弟、小妹妹一样，彼此其乐融融。
一些“调干生”会喝酒，也爱喝酒，但当时学校对喝酒是不提倡的，实际上平时也无人喝酒。只是到了元旦、国庆等节庆日，学生食堂专门准备一大缸酒一类的东西（有点酒味，不知是何物）让同学们饮用。刘全福嗜酒，每次开学后他从家中带几瓶衡水老白干酒，平时不喝，藏起来，每到节庆日时，他才把老白干拿出来，几个会喝的同学小酌一番。同学们听说他原在食品公司工作，近水楼台，羡慕之至。有一天中午，我走进刘全福的寝室，只见他和几位同学正饮，非让我也喝几口不可。我当时不会喝酒，推托不过喝了一小口，突出的感觉是非常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沾酒，终生难忘那种辣的感觉。
入学几个月后，刘全福就萌生了退学的念头，有时交谈时便流露出来。有一次我问他，考上大学不容易，熬过5年毕业就有工作，干嘛要退学?”他说：“我现在就有工作，干嘛要等到5年以后呢?家中又有老婆、孩子，放心不下。”这当然是想退学的一个原因，但从后来的深入交谈中得知，还有两个不好说出口的想退学的主要原因，即：一、他感到在个别干部身上有“左”的苗头，开始批这个，整那个，生怕不慎整到自己头上，心情不舒畅；二、过不惯大学生活，他认为大学生生活太清苦了。
当时大学生虽然伙食标准高达每月15元，并有36斤的粮食定量，比农民和城镇居民不知高出多少，但没有什么菜蔬和副食，顿顿清汤寡水，天天处于饥饿状态；而刘全福所在的地区级的食品公司，按现在的说法可称“垄断行业”，公司职工在食品、副食上可以“近水楼台”，当时，那是令局外人非常垂涎的行业。当年有个故事可以佐证——有位公社领导干部，鼓励社办中学的教师说：“好好干，干好了我提拔你当供销社售货员！”
到1961年7月，刘全福退学的决心已定，食品公司也欢迎他回去，他遂向学校正式提出退学申请。
退学是要有正当理由的，学校不是旅店，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刘全福说的家中有老婆、孩子，显然构不成退学的理由，而惧“左”症和过不惯清苦生活的真正理由又不能摆到桌面上，所以他只好称“病”，在医院开了个有某种疾病的证明，学校才同意他“因病休学”而非“退学”。实际上，他已在食品公司上班了。
但是，“病”终归有痊愈的时候，既然是“休学”，就得有能否“复学”的下文。1962年南开大学询问他的病情，称病愈后速复学。他本不愿回校学习，食品公司也不愿他再走。就这样拖延了一些时日，“复学”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如此这般，刘全福安心地在公司工作起来。
“文化大革命”后期刘全福先后在石家庄地委组织部和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担任科长凡16年，后又任石家庄市第三医院党委副书记、市卫生防疫站党委书记，直至退休。记得是1990年的一天，刘全福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大学本科学历解决了，还评上了高级政工师职称，行政职级是正处级。我很高兴，也很愕然。问：“你只在南大读书一年，何来本科学历?”答：“老弟有所不知，我上了几年夜大，再加上南大那一年，算本科！”问：“你怎么这时才知道学历有用了?”答：“此一时，彼一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