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我的大学同学们
作者：王德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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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学历的人来说，大学阶段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口。因为除个别“天才少年大学生”外，入学时的大学生都到了成人年龄段，世界观已基本形成；在“毕业包分配”的年代，只要熬到毕业，不仅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无“失业”之虞，而且都会有一份工作。至于做什么工作，那时的“理想”就是一切听从党安排，没有自己选择的任何余地。这样，对于有“万金油”之称的中文系毕业生来说，有的当干部做官（职务从科长到省部级不等），有的当教师（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不等），有的当新闻记者（从地市级小报到中央大报和新华通讯社不等），有的当出版编辑（从地市级内部刊物到中央大刊不等）……也就是说，一生之路即决定于毕业“分配”时那一刻的“定位”。当然，如因种种原因不能毕业，一生的命运那就坎坷复坎坷了，甚至生发出令今人看来难以置信的人生悲剧。
我是1960年夏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1965年7月按期毕业。按照当年大专院校的习惯叫法，我们这一届称 “六Ｏ级”，或称“六五届”。毕业迄今41年，我仍与一些同学保持着联系，并时时回忆起同窗们千姿百态的人生轨迹。
“六五届”的时代特征
1960年入学、1965年毕业的这届大学生，既不同于解放初期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莘莘学子，亦有别于文革后“恢复高考”追回“损失”的一代，而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一届，即在较好地完成全部学业的同时，充斥着饥饿和极“左”的阴霾。这些，无不在同学们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
高中毕业生不够大学招生数。建国初几年，我国的中学教育不发达，曾不止一次地出现高中毕业生生源匮乏或不够大学招生数的情况。1954年，全国高校招生5万人，为保证招生数，规定当年高中毕业生必须全部报考大学。著名作家刘绍棠那年高中毕业，他本来是团中央确定的深入生活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的，也只得暂时放弃“五年计划”，报考北京大学。他虽考入了，但未及毕业又退学从事文学创作。1960年，全国高校招生32万人（不足2006年招生数的二十分之一），但那年高中毕业生不足这个数，只好招收大批在职干部（时称“调干”）和二年制的高中毕业生。这种情况，现在看来似乎不可思议。
较好地完成了5年的全部学业。文革中批判所谓的“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这届学生的学习时间，从小学到大学，恰恰是这“17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17年的教育从总体上说，无疑是正确的，这在“拨乱反正”后中央已有明确说法，在此毋庸多言。作为这一届中文系的大学生，按部就班地学完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俄语，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作品选，文艺学概论，基础写作，以及鲁迅作品等课程。公正地说，同学们在学业上打下了比较全面而扎实的基础。
经历了共和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参加了全国性的“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同学们曾在饥饿状况下坚挺，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了过来。1960年下半年，南开大学校园一片萧条之气，师生因饥饿出现了身体浮肿。每个人的粮食定量，已经一压再压，尽管对师生还有优待，但也到了一个最低点。主要是没有其他可以吃的食品，所以，每个人都有一种饥饿感，但当时又不能公开说出来。校党委书记高仰云（文革中含冤自尽）召开全校大会，宣布停课，并命令大家除三餐之外，主要是在宿舍里卧床休息，看小人书（即连环画）。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话虽这么说，同学们在感激校领导关怀的同时，大家并没有卧床休息，仍是进教室苦读，图书馆阅览厅白天黑夜依然座无虚席。在随后的“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中，广大同学经受了风浪的锻炼，接受了党的考验。虽然对这两场政治运动现在有不同的声音，但同学们当时都是全心而真诚地投入，这对毕业前就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大有裨益。
随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最高指示的传达贯彻，人们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1964年农村开展“四清”，城市进行“五反”；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对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即“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批判；紧接着文艺界和高校文科开展了对故事影片《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不夜城》等的批判；与此同时，全国高校开展了对所谓“反动学生”的揭发批判，搞得人人自危，平时同学们都噤若寒蝉。这些批判斗争，已经昭示着“山雨欲来”的情势，不久文革风暴即席卷神州大地。所幸的是，此时“六五届”毕业生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虽然在任何单位都得参加文革，但却免除了“不能按时毕业”之苦。
——这些“时代特征”，衍生出了同学们各不相同的命运。
专家教授不乏其人
应该说，“六五届”毕业生总的讲还是幸运的，这是因为不仅扎扎实实地学完了全部课程，而且毕业时大都被分配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后来在各自的岗位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我们中文系“六五届”这70多名毕业生，绝大部分分配到中直、省直和天津市的一些机关、新闻单位与高等院校，如新华社、外交部、劳动部、高教部、文化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央民族学院、南开大学、天津师院等，有些后来还担任了领导工作，据我现在知道的如《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蔡毅、《工人日报》副总编申宜芬、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文俊、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杨太耀等等。凡在大学任教的，退休前几乎都成为教授，造就了一大批专家、教授。这和此后的情况很一样：高校的教授和社会上的诗人一样多，不论有无卓越的成果，有无著述，熬到年头都会成为教授。
毕业时，还有十多位同学被分配到部队，分赴济南军区和内蒙古军区，转业后也大都在专业上有所成就，或走上党政领导岗位。据知如中国统计出版社社长苏福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李庆通等，即都是我们“六五届”走出的转业军人。
在众多专家、教授中，刘绍本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成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刘绍本本来不是我们这一届的，但与我们“六五届”前后脚离校，彼此接触又多，同学们都视他为同届同窗。
刘绍本是北京人，1938年生，与笔者同庚。50年代初，他在北京第五中学读书时就是活跃分子，中学时就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且口才极佳，善于演讲，“诗朗诵”更是拿手节目。时至今日，年近七旬的他在一些会议上发言，高八度的洪亮嗓音和富有特色的语言，依然会震惊四座。1956年刘绍本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他本应1961年毕业，但因ｌ958年他读到三年级时，由于政治上、学业上表现优秀，提前毕业，被分配到校刊《人民南开》负责学生版和副刊版的编辑工作。那时的大学生，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讨价还价，一切就是“服从”。刘绍本有深厚的新闻、文学功底，虽说编一张四开四版的《人民南开》小报，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游刃由余，但他一以贯之地以一项庄重的事业对待，可谓皓首穷经，不舍昼夜，那个认真劲儿不亚于编《人民日报》。
说来也巧，刘绍本编《人民南开》时，笔者曾有近两年的时间与之共事。因为《人民南开》的专职编辑很少，忙不过来，就从中文系、历史系爱好写作的同学中选出六七个人，成立了一个“副刊组”，专为《人民南开》供稿，我不仅被选入其中，而且还担任了组长。这样，送稿、谈稿月月不断，与刘绍本接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熟悉。他那时编稿，几近到了忘我的程度，常常是胡子拉碴也无暇顾及，有时饭也忘了吃，副刊组的同学们都称他为“苦行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