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我的大学同学们
作者：王德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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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学生”的前世今生
1964年，随着越来越严峻的阶级斗争情势的发展，农村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后来二者统称“四清”），在全国一些高校也开展了对所谓“反动学生”的揭发批判。所谓“反动”，系指有些学生对“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不满言论或牢骚话，都是私下同学间闲谈的，或是在日记中发泄的。这批“反动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当时批判形势之广、之烈，迄今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
印象最深的“反动学生”，是我们班的徐光廉和上几届的张广钧。
徐光廉是广东省仁化县人，出身是小商贩而非贫下中农。他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一位，入学时刚满18岁。他是个“乐天派”，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说话声音很高，对什么事都敢于直话直说，一言一行无不彰显广东人的精明干练。他平时还爱写作，经常以“母书音”的笔名写小说，写评论文章。因我当时也爱写点小说之类，所以平时与徐光廉接触较多。记得我在我们年级办的刊物《马蹄湖》上发了一篇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小说中多用冀中方言，如“回家”故意写成“家走”，徐光廉读过后，对我说：“德彰啊，你写的小说，语言很生活化，‘咱们家走吧!’很像河北小孩子的语言……”
1964年暑假前，天气闷热，系里组织批判“反动学生”，批判前是非常秘密的行动。系里挑选了几名政治上可靠的“骨干”，深夜集中在一间小屋里写批判发言稿，我也被选入其中。当时天气非常热，屋里既无电扇，又无空调，为避走漏风声，还得把门窗关得严严的，大家只好脱个光膀子挥汗疾书。骨干们集中前并不知“反动学生”是谁，见到材料才知是徐光廉。我非常害怕，不由得回想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言论，生怕把自己也牵连进去。
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搜集来的徐光廉的“反动言论”，听后大为震惊，因平时我与他接触时并没有听他说过这些话呀!记得组织上提供的他的“反动言论”有3条：一是他二哥是位小学教师，1957年整风反右时提了一些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徐对此不满。二是对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不满，他说过大人都去炼钢铁了，地里庄稼无人收，浪费掉了可惜。1960年还饿死了不少人。天灾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政策上的问题。三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上书意见是对的，毛主席为什么不听人家的意见?为什么一个人说了算?——原话记不太准了，大致意思就是这些。这些言论，今天看来不仅不是什么问题，而且还应该说他的正确思想认识提前了二十来年，因在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明确说法。但在当时，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无论在什么场合说出来，无论用文字记载在什么地方，都是罪责难逃，被打成“反动学生”可谓板上钉钉。
批判发言稿几经审查通过后，不几天即在南大主楼的小礼堂召开全系批判大会。同学们坐在小礼堂里，大气不敢出，静静地听着……批判发言有分工，其他几位同学的批判是针对徐光廉的上述言论逐条批驳，我的发言是“挖根源”，联系他的出身进行批判。为了显示批判得“深刻”，我又给他加了一条“罪状”——ｌ963年9月同学们上天津抗洪第一线保卫子牙河大堤，休息时徐光廉竟在窝棚里偷看《金瓶梅》！这一条忘记是从哪里听来的，我也未核实就加进了批判稿。
同时接受批判的“反动学生”还有“五六级”的张广钧。张广钧是河北省滦县人，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因其才华横溢，诗词也写得非常好，读到高年级时就被抽做预备师资，后改研究生，主要研究唐诗，导师是著名教授孟志孙。因从他的日记中发现“反动言论”（主要也是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形势不满），遂被定为“反动学生”。现在的研究生多如满天星辰，当年的研究生却是凤毛麟角，同学们一听说某某同学是研究生，肃然起敬，无不刮目相看。当时的张广钧，在中文系很有名气，哪个年级都知道系里有个张广钧。记得批判会结束时，让张广钧发言申辩，但他上台后不仅不辩解，却用诗一样的语言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有一句我至今不忘：“同学们的批判是对我极大的促动!”令在座的同学们私下啧啧称道。
“反动学生”的名分甫定，正式处理意见遂出：劳动教养（简称劳教）。有的劳教两年，有的劳教3年。徐光廉定的是劳教两年。
1964年ｌ0月的一天，被劳教的“反动学生”一律遣送至位于保定市南郊的河北农业大学实验三分厂劳动改造。出发前的头一天晚上，徐光廉的心情很平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还躺在床上翻阅正遭批判的孙犁中篇名著《铁木前传》。南开大学被送去的除徐光廉、张广钧外，还有汪正章（汪正章是中文系1955年入学的学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未能毕业，经历劫难。现为河北省沧州师专中文系教授。）同时还有天津大学、河北工学院、天津医科大学等高校的20多名“反动学生”。所幸的是，他们在这里只是和农大三分厂的工人一起劳动，未受批斗之苦。
如果没有形势的剧变，徐光廉等“反动学生”在农大三分厂劳教两年或3年，便可解除劳教，徐光廉到1966年10月即满两年。然而，1966年6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风起，他们的劳改期自然会延长，其命运也就难以预料了。
1968年11月，工宣队进驻南大，徐光廉、张广钧、汪正章从保定被揪回南大，与中文系主任李何林先生同进“牛棚”，一起遭受批斗，又开始了一段非人生活。
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李何林先生是著名学者、教授，鲁迅研究专家，参加过“五卅运动”和南昌起义，多年在北师大、南大任教，1976年2月从南开大学调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直至1988年11月去世。他在文革中之所以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除所谓“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贩卖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等当时“走资派”的共性罪名外，还有“对抗毛主席的‘三好教导’”之罪。毛主席号召青年学生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而李先生却要求学生在“学习好”这一点上具体做到“有一张好的口才，写一手好的字，撰一手好的文章”。这在当时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徐光廉、张广钧、汪正章和李何林先生一起被关押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多次被批斗、审讯。李先生心地很坦然，他私下开导徐光廉等同学说，遇到什么样的险难都要大度处之，千万不要像校原党委书记高仰云和中文系教授许政扬那样，在运动中经受不了委屈而自尽！他还果敢地指出：“你们都还年轻，来日方长，应当看远点，想开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同时又为同学们规定：每周必须刮一次胡子；每月由张广钧为大家理一次发；平时吃不上鱼肉就多吃些豆腐和萝卜、白菜，首先保住自己的身体……事后徐光廉曾感慨地说，李先生在危难中对同样在危难中的同学的教导和慈父般的关怀，使同学们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并受益终生。
所幸的是，到1969年8月，徐光廉、张广钧同学的问题有了结论，撤销原劳教处分，徐光廉按1965年毕业生对待，分配工作。
1969年11月，徐光廉分配到河北省邯郸地区魏县知青点，工资按本科毕业45．30元发。到1971年，他又调魏县车往公社中学教书。在魏县，他结识了女教师常书芬，常老师对徐光廉的遭遇很同情，二人结为伉俪。
粉碎“四人帮”两年后的1978年底，徐光廉夫妇从魏县调邯郸师专任教，一直工作到1984年2月，夫妇二人回广州，翌年起在广东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今已升格为本科的广东金融学院）任教，徐光廉先后出任基础研究室主任、成教处处长之职，他和他的爱人都取得了副教授职称。徐光廉退休后的晚年生活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他是副高，但其退休金却是笔者（正高）的3倍！两个儿子已成才，均在银行部门工作，收入更为可观。
笔者最近与远在广东的徐光廉通了一次电话。简记如下——
王：您晚年落到这般光景，祝贺您!
徐：这要感谢党的拨乱反正，感谢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王：当年我曾参加了对您的批判，对不起!向您道歉，迟到的道歉!
徐：老同学不要说这些了，事已过去啦。当年都是形势所迫，都是极“左”的东西在作怪，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也是“奉命”啊!
王：让我斗胆作个设想：您那些言论，多亏了是1964年之前说的，若是在文革中被揭发出来，肯定不是劳教的问题了，我想命运会更惨。
徐：那倒是。东北的那个张志新不是最好的例证吗?现在政治清明，倡行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党不会对公民因言治罪了!
张广钧的命运比徐光廉要惨。1969年11月，张广钧和徐光廉同时分配，到河北省邢台地区南宫县（今南宫市）一个社办中学任教，因长期孑身一人，一心想调回老家滦县，上上下下找了许多部门调，就是调不成。1976年7月下旬，他奉命到唐山给社办中学购买体育用品，7月28日恰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难。一位才华出众的研究生，就此结束了一生!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生舞台，百态千姿，或一帆风顺，或时沉时浮，或命运多舛，总是映衬着彼时的社会情势，也就是说，人生之旅无不打上时代的印记。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多年受党的培养教育，总地来看思想是正统的，学业是扎实的，工作是敬业的。但也毋庸讳言，当年那些“左”的思想和举动，使一些有见地、有才华的同学深受其害，甚至蒙冤受难。这个教训是值得永远记取的。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