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前前后后
作者：石维行 田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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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凌晨2时，蒋介石派陈铭枢给许送去亲笔信写道：
“许总司令，你任粤军总司令以来，犯有无数错误，有些实在不能见谅，现今你如不卸职就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为你个人计，我不愿看到你革命生涯告终。我只是要求你暂离粤境，以期三月，师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
“皇天在上，实所共鉴。
“随信并附有赴沪招商船票。”
许崇智接到蒋介石的信后，接连给蒋介石打了两次电话，蒋介石连电话都不接，是以函复，且态度坚决。许不得已再以电话询问汪精卫：“何故如此？”不料汪也回一函，信上写道：
“余虽为一书生，但敢信非威力所能屈，余决不因在卫戍司令武力之下，便妄赞同蒋氏此项措施，实为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
许崇智原先尚力图抗拒，读完汪精卫的信知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只好向中央党部请辞本兼各职。当日，执委会决议，准予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并财政监督许卸职。晚11时，许在陈铭枢的武装“护送”下，搭新华轮离开广州悄然去上海。
就这样，“廖案”的发生，使蒋介石有机会接连扳倒两个强有力的政敌，其整人手腕已初露端倪。逼走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位居第二，仅次于汪精卫。此时的蒋介石认为，凭能力、耍手腕，跃居第一位完全可能。于是，他以手中的权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事件”，野心勃勃地向国民党第一把交椅爬去。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这次会议上占着绝对优势，有五分之三的代表是中共党员。
周恩来预料到这种局面，他在大会开幕的前几天就从汕头来广州。周恩来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商定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策略，拟定在大会上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回击“准备叛变，但尚未公开背叛三大政策的新右派”蒋介石，从第一军中撤出中共党员，另组国共合作部队。周恩来还分析了蒋介石的军事实力：“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而且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接近左派汪精卫，除了第一军以外，都不是蒋介石的。”周恩来将上述意见呈报中共中央后，他又赶回汕头，等中央批准后就付诸实施。
然而，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上海接到周恩来、陈延年的函件时，他正在与右派分子戴季陶、孙科等人联系请他们到广州出席“二大”；同时回电广州，不仅不同意周恩来、陈延年的策略方案，而且派张国焘任国民党“二大”中共党团书记来广州执行其妥协退让策略。此时的蒋介石则充分利用这些矛盾来打击共产党。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命令中山舰开到广州黄埔候用。中山舰到了黄埔，蒋介石又指使阴谋分子立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蒋以此为借口，于20日晨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住所及省港罢工委员会，拘捕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蒋介石篡夺了第一军的军权。并撕下了贯彻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假面具，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共阵营。
1927年3月24日，借口“保卫侨民”，英美两国军舰向南京开炮，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多人，史称“炮轰南京事件”或“南京事件”。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乘军舰从南昌赶到上海，开始与日本驻南京领事和驻上海总领事频繁接触。在秘密商谈后，日方立即宣称南京事件是“由过激分子煽动而起”，“目的在于摧毁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大力拉拢蒋介石为其“维持秩序”、“镇压暴行”，并帮助蒋介石巩固地位。
4月11日，日本伙同英、美、法、意等国家就“南京事件”向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提出“抗议”照会，实际上是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促使蒋介石公开反共。
这期间，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分子、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公然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江浙财阀表示在财政上给蒋介石以全力支持。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保证把大批流氓、暴徒等组织武装起来充当反共打手。
4月上旬，蒋介石在上海约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10余人，举行反共秘密会议，污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贻害北伐，主张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
4月12日凌晨，大批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激战之中，刚刚倒戈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周凤歧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开来，声称要调解“工人内讧”。工人纠察队员看到军队将青帮武装分子的枪械收缴，便热情地欢迎这些“调解者”。结果，2000名工人纠察队员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军队强行缴械。一部分纠察队员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因众寡悬殊而遭到失败。在此前一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已被诱骗杀害。事变发生后，上海工人及各界群众发动总罢工和游行示威，表示强烈抗议。4月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十六军士兵突然冲出，用步枪、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群众扫射，打死100多人。接着，疯狂的搜捕和屠杀继续进行。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了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在重庆，反共势力制造了三三一流血惨案，封闭国民党各级党部和省农协、市总工会、市妇联会，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伤亡400多人，重庆地委书记杨■公等人惨遭杀害。在广州，李济深等制造了四一五惨案，仅一周时间被捕者就达2100人，其中共产党员约600人，被秘密杀害者100多人。著名的共产党人李启汉、刘尔崧、萧楚女、邓培、熊雄等英勇就义。
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命令军警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和严刑逼供，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献身精神。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中共北方区委同时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动，引起了举国激愤。4月13日，上海知名人士郑振铎、胡愈之等7人联名写信声讨蒋介石的暴行。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了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组织了2000名国民党员在西安举行反蒋大会。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工具”，并提出“无产阶级农民与中等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万岁”的口号，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蒋介石”、“打倒军事专政”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