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前前后后

作者:石维行 田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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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1887-1975)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又名中正。浙江奉化人。1907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同年底被派往日本留学。1908年在日本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依附于沪军都督陈其美门下。1913年,蒋介石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开始接近孙中山,并以“左派”自居,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23年,他被孙中山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名义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4年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不久,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在取得军权之后,就逐渐暴露其政治野心,走上了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道路,他同国民党右派势力相勾结,连续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排斥、打击共产党人,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乘机攫取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务。那么,我们从历史文献档案中,看看蒋介石是如何从拥护孙中山到走向背叛孙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
  
  蒋介石把宝压在东部财团上
  
  1916年夏,蒋介石受孙中山的委派,到山东奉命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司令官居正的参谋长。这是一支在反袁斗争中仓促凑成、素质不齐、纪律涣散的军队,居正是一介书生,也不是将才。袁世凯死后,反袁斗争结束,居正继续当他的国会议员,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代理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其用意是让他们去整顿、训练好这支部队。可是,蒋介石从1916年7月31日至8月12日任参谋长期间锋芒毕露,目中无人,得罪同僚,并为同僚所不容。被迫于8月12日奉命北上迎接居正,他就这样离开了部队。
  据蒋介石任参谋长13天的日记记载:职中每天忙于修改操法、整顿队伍,并到师团视察和制定措施,如增设军医科,师、团设军医等就是他的建议。蒋介石要求说:“代理总司令命各队出操时须先施5分钟柔软体操,以练筋骨。”可见,当时年仅29岁的蒋介石虽然有振兴军力的创意,但这种积极有为的政治行动表现了方法简单、为人太傲气,导致不能为众所容,对此有记载云:“性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处事则往往偏执一见,无他人置喙之地,故同僚常表恶感。……众不能忍,群向孙先生告发,……不得已,乃悄然引去。”
  蒋介石从山东跟随居正到北京。这是因为不仅东北军的司令部设在北京,而且北京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是各派军阀、各种政治势力麇集的都会,朝野上下纵横捭阖,明争暗斗极其复杂。蒋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手脚施展困难。1916年秋,蒋介石从北京回到上海,他首先是向孙中山报到述职。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开放城市,它位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顶端,是长江入海口的咽喉。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先后和英、美、法签订了《南京条约》,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从此,英、美、法等国在这里相继开辟了租界。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孕育了中国一批最优秀的实业家和金融家。因此在中国东部也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工商业资本集团和银行业资本集团相结合的江浙财团,其活动中心便是上海。十里洋场的华人企业,如银行、钱庄、纺织、航运、冶炼、面粉等行业,多半控制在这个财团手中,其中“宁波势力”最强。
  与此同时,上海的人口也急剧增长。民国16年(1927年),上海的人口(不含租界)已超过150万;而公共租界的人口近100万,法租界的人口有10万以上。以上海为核心的东部地区,是中国接受西方文明最早和最广的地区。其区域性文化带着深厚的殖民地色彩和商业色彩,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点。由于中外通商,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破坏了传统的价值观。
  蒋介石从失意的北方来到上海,他很快发现这里才是自己谋发展的地方。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认识了一大批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并学着做起了“买卖”。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浙江吴兴的张静江。孙中山举行讨袁起义之时张静江曾经资助过孙中山5万元大洋,袁死后他回到上海经商,1920年张与虞洽卿在上海正式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当时与蒋介石过从甚密的,还有一个浙江吴兴人戴季陶。戴是同盟会会员,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回国创办《民权报》,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他与张、蒋都有着参加革命军的经历,他们对政治都有着相当的热情,3人在上海遥相呼应,不亚于历史上的“桃园三结义”。
  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对讲义气的陈其美很敬仰,他不顾一切挺身而出,从山田寓所把陈的尸体运到自己的寓所,然后多方筹借款项为其办理丧葬诸事。后来,蒋介石还找到了陈其美的亲侄陈立夫、陈果夫,提携他们兄弟俩进入江浙财团的圈子里。
  蒋介石在上海经营证券交易所发了大财:“不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俨然大富商了。”自1916年8月至1918年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完全在上海经营证券交易,他们合伙的公司名叫“恒泰号”,资本有3.5万元,1000元一股,共35股,股东17人。其中张静江本人5股,全家人共13股。因此,张之侄子秉三,为“恒泰号”经理;蒋介石4股;戴季陶2股;陈果夫1股。蒋介石的4股是张静江代他交的,蒋本人当时一无所有。蒋介石从事这种交易活动一直到1922年。其间1919年蒋又与虞洽卿等合伙开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理事17人,共计10万股,向日商抵押7万股,对华商抵押3万股。到1920年底,获利270万元。扣除日商押款和保存的4万股应缴钱外,剩余37.5万元全归戴季陶、张静江和蒋介石所得。又4万股股票因涨价至120元,共值480万元股金也全部归他们3人所得。蒋介石就这样发了一笔横财。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理想上的一次大转折,并为其后来拒绝与共产党合作而走上了官僚、买办之路留下了一个导火索。那么,蒋介石在上海这一段时间干了些什么呢?
  
  首先,蒋介石打入了江浙财团,为其政治野心找到了可靠的经济保证。当时中国富在江浙,江浙龙头又在上海。蒋介石结交了张静江、虞洽卿等人,可谓遇到了可资倚仗的财神爷。虞为浙江镇海人,15岁入上海,由学徒而买办,由买办而大亨,1908年组织绍兴轮船公司,1913年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后出任上海总会会长。
  其次,蒋介石加入了青帮,与其头目杜月笙、黄金龙等人来往密切。青帮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会党组织,它在长江下游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这伙人容易聚也容易散,讲义气而不讲原则。蒋介石以在政界所处的地位与他们“称兄道弟”,虽然有失身份,但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实惠,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再次,蒋介石的事业得到了张静江、虞洽卿、陈其美及陈立夫和陈果夫一帮人的全力支持。诚然,蒋介石的“步步高”初期,主要还是因为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孙因为失去了陈其美,所以更加倚重蒋介石。191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30岁生日,孙中山特意亲自到上海的蒋介石寓所表示祝贺,并且还题写了“教子有方”4字托蒋送其母亲—王采玉。孙中山不当面表彰蒋介石,却去称颂蒋的母亲——言外之意,高明至极。从孙来说,这是爱护、关心干部;从蒋来说,这是光宗耀祖的荣誉证书。
  
  发迹的经济策略和从政谋略
  
  早年的蒋介石虽然心比天高、眼光远大,但由于出身寒微、地位卑贱,屡遭权势者欺压和凌辱,甚至田产被夺,反被诬公堂而“饮泣吞声,无可申诉”。因此在蒋介石年轻的心灵上一直有一种怀才不遇、大志不展的情怀。自从他遇见了陈其美后,蒋才自觉有了用武之地和施展抱负的机遇。他被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与中华革命党,晋见并认识了孙中山。后来,蒋介石与陈其美、黄郛3人结为金兰,发誓生死与共,甘苦同尝,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的“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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