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
作者：杨正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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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认真的，可哪个时间是准确的呢?事情还没有结果。
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来广播局的?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关键情节，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抓起了“四人帮”?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进局”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他到广播局的时间。
在我听到的耿飚1977年10月18日的回忆说，“10月6日抓起来‘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据当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在《逮捕“四人帮”亲历记》中回忆，中央是在通知“四人帮”10月6日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先后将“四人帮”逮捕的(《我的1976》)。可以看出，耿飚与邬吉成的说法基本一致。
按照耿飚这次说的“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6日)晚上7点多，不到8点”。显然，他们是在抓“四人帮”以前最关键时刻来到广播局的。这与耿飚10月18日那次讲话的统篇内容是一致的。他说：“现在清楚了粉碎‘四人帮’时为什么去占电台?并不是对电台不信任，是怕‘四人帮’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出乱子。先把电台控制住。”他说，把广播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召集起来和控制住了中央台直播室后，他“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我就理解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依此而论，明确无误地说明是在抓“四人帮”以前了。如此看来，如果按照耿飚在后来两次回忆中所说，他们是在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后的“晚上将近10点钟”才“进局”是不确切的，高潮已经过去，那不成了明日黄花?
但推论不等于事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可以看出，耿飚在后来的两次回忆中，是非常认真的，而且说得非常具体。他说：“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耿飚回忆录》)到怀仁堂后，“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帅也作了指示。耿飚向华国锋要了手令后，他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
而且邬吉成在《逮捕“四人帮”亲历记》中说：“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这印证了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后进局的说法。但这段回忆中有的事实与后来的实际不准确，事实上耿飚并没有“率部队”，也没有去“接管新华社”，而只是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也不是直接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当然这些事实的偏差，并不影响他对时间记忆的准确性。
另外，武建华在《中华儿女》杂志上发表长篇报告，详细记述了《粉碎“四人帮”的策划过程》。那时，武建华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他直接参与了逮捕“四人帮”。他在回忆中有一段记录解答了这个问题。为说明起见，我详细引录如下：
武建华说，10月6日晚上7点55分，先抓了“四人帮”中王洪文，最后抓了姚文元。他说：“在我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时，认真地看了看手表，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他说：“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并处理善后工作。”“华国锋对汪东兴说：‘你通知政治局开会，我找耿飚他们来作个交代。’”
武建华回忆说：“华国锋亲自打电话给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请他们立即到怀仁堂，有事面谈。不多一会儿，耿飚、邱巍高奉命赶到。华国锋告知他们，我们对‘四人帮’已经采取了行动，并取得了胜利，王、张、江、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们带领精干的工作组，立即去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在那里掌握情况、把把关，不要在宣传这个口子出毛病。”
武建华说：“叶帅特别嘱咐了两点：一是防止内部混乱；二是防止对外泄密。还要预防发生异常情况。”
然后是华国锋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耿飚提出要一个手谕，华国锋就提笔写道：“邓岗同志，为加强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特派耿飚、邱巍高来，有什么问题，你请示他们。华国锋。”
“耿、邱受命而去。”
(在此说明，根据《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的记载，根据我在10月7日晚邓岗传达华国锋亲笔信的记录，华国锋手谕的全文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我认为，这是准确的。)
至此，对耿飚等人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事应该说是清楚了，应该是在10月6日晚8点30分粉碎“四人帮”之后，“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但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者、见证者的记忆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认真的，为什么误差却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依然是个难以说清的谜。
邓岗是在什么时间召集局各部门领导会议的?
耿飚等人进局后，首先向邓岗出示了华国锋的亲笔信，然后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开会，也包括了局的全体领导成员。我不是局核心小组成员，当然也无从知道会议的情况。当天晚上，通知“中央三台”和各局机关、单位的领导11点去开会。大家按时到会，会议室在局总编室，如前所述，与邓岗的办公室对门。晚上11点零5分，局长邓岗和第一副局长张振东、副局长顾文华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邓岗宣布了紧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立即清查节目，明天的广播电视中不准再出现。会议时间不长，但很重要，与会者事前已感受到局内异样的气氛，听了邓岗的布置自然会敏锐地觉察到发生了大事。为什么是晚上“11点零5分”?因为邓岗比通知开会的时间晚到了5分钟。我为什么会记得那么准确?因为我已预感到了事情的重大，而且多年养成了一种习惯。
对这次会议，耿飚在《一次特殊的战斗》和《春风又绿中华》中都有记载，而且都说是在“23点40分(注：晚上11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依据我的原始记录，耿飚的回忆肯定是记忆有误。在局里开会回来后，也正是在23点40分，我召集了中央台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布置立即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什么时间是谁要去了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
控制住中央台的直播室，防止意外播出事故发生，是耿飚“进局”的重要任务之一。那么是谁、在什么时候收缴的直播室钥匙?
对于当时的情景，我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当我看到电台“增设了岗哨，增设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以后，“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去了节目传送间和直播室。“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前的两个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坐等。”(《我与广播》)我前后找了半个小时，才交给他们，并打开门，请他们参观了尘封多年的直播室。然后，他们就向耿飚作了汇报，耿飚随即打电话向华国锋报告了平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