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
作者：杨正泉
字体： 【大 中 小】
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一紧要历史关头，耿飚和邱巍高奉命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了多年被“四人帮”把持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及其所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权(以上简称“中央三台”)，控制了重要的新闻宣传舆论阵地。这一重大举措，是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一部分，在人民广播事业和“中央三台”的历史上，想是不可忘记的重大事件。
对于这一重大行动，近年来有一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发表谈话或写回忆文章，披露了当时的内幕，也有人依据史料或运用推理编写了一些有关故事，其中对耿飚等人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以及进驻后发生的一些事众说纷纭，甚至自身前后矛盾。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局”，其主要活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我任中央台副台长，分管宣传工作，目睹和参与了其中的某些活动，并即时作了记载。1994年我发表了《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1997年收入《我与广播》一书。后来，一些读者和朋友不断向我打听有关的情况，印证和核对某些说法；北京广播学院原副院长赵玉明教授，他几十年专门研究广播、电视史，多次希望我能“澄清”一下，对历史有个交代，不然后人更难以弄清楚。我感到从对历史对读者负责来说，也应该弄清楚、弄准确，但我翻阅了一些有关文章和史料，访问了一些当事人以后，仍然感到很难把疑点说清楚，甚至头绪越来越多，只是把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歧点摆出来，供读者鉴别。
耿飚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
对此，耿飚本人有过3次、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以后，1977年10月18日，新华社召开国内工作会议，借用广播局的广播剧场，请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口工作的耿飚作报告，我列席听报告。根据我的记录，他一开始就说：“今天开会，选择电台的地方，使我回想起去年我到过这个地方。今天是几号?(去年)10月6日抓起来‘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一进门，就闯到了邓岗同志办公室。”这是我听到的他的第一次回忆，也是距离粉碎“四人帮”后最近的一次回忆。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也就特别在意。后来，有人写文章与耿飚说的抓“四人帮”和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不一致，1990年12月24日，在政协礼堂举行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联欢会”上，耿飚应邀出席，我特意向他问起这个问题。他说：“我的记忆是准确的。”
第二次是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一文中说：“(10月6日)我们到广播大楼已经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直接到局长邓岗的办公室。”很显然，这与以上“进局”时间的说法差异很大。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还特意说明：“我在广播局只工作了10天时间，但那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不少报刊文章和书籍写到粉碎‘四人帮’时，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其中有些描述与事实有出入。常有一些同志问我当时的真实情况，现将我到广播事业局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记述如下。”可以看得出，耿飚写这篇文章是非常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
第三次是在《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谈到这一事件时说：(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华国锋把他叫到中南海怀仁堂布置任务。“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可以看出，以上3次关于“进局”时间的说法有两个版本：10月6日晚上7点多到8点；晚上将近10点。“第二”与“第三”次是一个版本，都与“第一”次说的不同，相差几个小时。对于“第二”、“第三”次的说法，还有张香山的旁证。当年，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不是与耿飚同一时间“进局”的，晚了几个小时，是耿飚打电话把他召去的，他不是首次“进局”时间的亲历者。但他不仅参与了当晚的活动，而且在耿飚离开广播局后他继续留任，并在后来接替邓岗任广播局局长，在位5年多。他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的回忆文章中说，那天(10月6日)晚上他到广播局后，耿飚就把自己来后的经历告诉了他。耿飙对他说：“大约当天晚上8点过后，应华国锋的召唤，他去了怀仁堂。”随后，耿飚等人“乘上他的红旗轿车离开怀仁堂。到了广播事业局，进了大楼就到局长办公室”。这里没有具体说出耿飚等人“进局”的时间，但却印证了那天晚上8点后耿飚仍在中南海怀仁堂，那么“进局”必定是在这之后。而且，这是那天晚上耿飚告诉他的，显然有即时性，应该是事实准确、记忆清晰的。
但是，还有另外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记述。
首先，最清楚的应该是局长邓岗。耿飚“进局”第二天的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集“中央三台”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开会，他开头就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就宣读了这封信。
另一位当事人，是当时任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他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大约7时许，我和老戴（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戴临风）正在二楼的总编室值班。忽然，办公室的门一开，耿飚同志走了进来，神情非常严肃，问我们：‘邓岗在不在?’我说：‘就在对面’。”(见《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随后，他带耿飚等人到邓岗办公室门口。广播局总编室与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是同在一个大门里的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过间，西、东两个门相对，耿飚等找错门是完全可能的，杨与耿又是认识的，杨应该是接待耿“进局”的第一人。尽管只是说“大约7时许”，前后也不会差得太多。杨还在其文章中特意说明，他这篇文章是专门为澄清“史实真伪”而写的。他说：“事关重要史实，我感到有必要以亲历者的身份，向人们提供真实的情况，免得再以讹传讹。严肃地陈述历史的真相，是亲历者们的历史责任。”
还有我。我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杨正泉《我与广播》）我这样写，来自我的直观。文革中大家养成了一种“惯性”，不分上下班的时间，每天晚上6点吃完饭，就回到办公室，有事没事一直待到很晚。我的家离电台很近，那天吃完晚饭回到电台，正在院子里散步，忽然见几个穿军装的人从北门而入。多年来有一种政治敏感，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而且是毛主席的治丧宣传刚结束不久，好奇心驱使我看着他们一直走进大楼。后来看到电台岗哨增加，警卫战士不断走动，预感发生了大事，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耿飚、邱巍高带人进局。那是在晚饭后不久，又是暮秋时节天黑不久，我推断为“7时左右”，这与杨兆麟说的晚上“大约7时许”，与邓岗说的“晚上8点30分左右”，与耿飚1977年10月18日说的“晚上7点多，不到8点”，前后相差不多，但与耿飚后来说的“将近晚上10点”，就相距较远了。
第四位见证者是中央台时政记者刘振英。2006年1月20日，我与刘振英在参观完中国电影馆回来的路上，谈起当年耿飚、邱巍高“进局”的事。他开口就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天黑不久，我在大楼院子里散步，就在大楼门口花坛旁边碰见了耿飚和邱巍高。过去我们很熟悉，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我有点惊讶地打招呼：‘你们来了!’他们也认出了我，说：‘你在这里。邓岗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在二楼。’多年养成的习惯，我不便问他们来干什么，就把他们带进大楼里，但没有跟着上楼。”我问他：“你想一想是晚上几点?”“大约7点多，不到8点。”“会不会是晚上10点左右?”我进一步问。“不会。天刚黑不久。要是晚上10点，谁还在散步?”他说得非常肯定。他不仅见证了在时间上相近，而且他直接认出了是耿飚和邱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