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
作者：杨正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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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记得，交直播室的钥匙是由冯铉、张香山向我布置，由我找到交到他们手里的。这一事实是不会错的，对冯铉和张香山我是认识的。什么时候交的钥匙?我的记述不具体。按照时间推论，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和《春风又绿中华》中的说法是，在他“进局”控制了局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并向华国锋汇报之后，觉得人手不够，才“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按照时间推论，耿飚“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那冯、张到达广播局和交钥匙的时间怎么也要在晚上11点以后了，而且应该是在邓岗开会布置清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之后了。但耿飚说，冯、张“进局”之前，他已经控制了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对此，张香山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一文中也是这样回应的：他到达广播局后，听耿飚介绍情况时说，“耿飚同志还叫邓岗把直播室门上的钥匙交给他保存”。张香山说，耿飚向他们交代的任务“就是监听录制好的节目中有无‘按既定方针’这句话，如果有，必须删除”，也就是说，并没有提到要他们到直播室拿钥匙的事。但张香山在文章中却用很长一段文字记述了他们去直播室参观的情景：“我曾抽空和冯铉一道去看过直播室，它尘封四壁，简直像间废屋一样。伴我们去的局里同志说，已有十几年不用直播室了，因为在左倾之风日盛时，广播员念错一两个字，就会被上纲到政治问题，所以大家就一律采用录音放送，而不用直播。桌上的话筒还顶用不顶用，也没有人去试过。”(《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第二集)在这里，张香山成为交钥匙的旁观者，而不是当事人。我认为，一、交接直播室的钥匙不会、也不应该是耿飚与邓岗之间做的事；二、如果按照张香山所说，“参观”直播室的时间应该是在第二天(7日)凌晨了，因忙于审听节目，时间安排上不可能；三、张香山说的那个“伴他们”参观的“局里的同志”正是我，那番话也是我说的。在我交给他们钥匙之后，他们要打开直播室看一看，以确认钥匙和直播室的真实性，是在观看的过程中我说那番话的，香山同志精通日语，用了“放送”一词，而我用的是“播放”。
至于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事实上，播音区内根本没有什么专门的‘直播室’”，显然这不是事实。他还说：有一些文章中有的说当时直播室的钥匙掌握在他手里，耿飚要他把钥匙交出来；有的说杨兆麟“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才被迫交出了莫须有的钥匙”(《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显然，这些都是编造的误传，都不是事实。至于为什么把误传安到了杨兆麟的头上，有可能是把我们“二杨”弄混淆了。
10月6日夜里有没有工作到通宵?
与以上问题相比较，这是一个不大的问题。问题的提出，是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10月6日晚，耿飚和邓岗没有向总编室布置“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等任何任务，因为那时“有关广播电视宣传工作，局领导一直都是经过总编室，直接向‘中央三台’下达任务”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需要紧急动员一二百位编播人员、技术人员彻夜不眠来赶任务”的问题，“那一夜，我是目击者、亲历者，编辑部、机房和平时一样，没有任何异常”(《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显然，这一记忆与那天晚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不知北京电台(中国国际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实际情况如何，中央台全台人员是彻夜通明地在按照邓岗的新布置，检查、审听和录制节目，准备第二天的播出。
呜呼!从1976年到2006年，事情才过去30年，有些当事人、亲历者和目击者还健在，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件事却有着不同的记忆，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前后也有着不同的记忆，可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之难；同时期的人对同一事实有着不同的记忆，更不要说见解的分歧，那么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事实的看法又将如何?更是千差万别、甚至是完全相反，这是常有的事，可见写历史之艰难。历史上存在许多疑案、谜团，演绎成神秘色彩的故事，但事实只有一个，也许真实的事实却非常简单。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