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寻找英雄赵一曼
作者：李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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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野孩子。后来他们才不得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说我是八叔(陈达邦)的孩子过继给他们(养父母)的，我妈妈早就死了。
他们告诉我的妈妈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1947年，四姐陈志贤从北方到南京(我当时在南京)来告诉我说，妈妈叫赵大姐，是做过很多革命工作的(是她在一个地下党员卢大姐处听来的)……八叔和妈妈分手后就到了法国去了，慈姑(陈琮英)后来和妈妈也失去了联系(我到养父家还是慈姑跟妈妈一起送去的)。他们也只知道李一超同志曾化名姓赵(赵大姐)，是在东北牺牲的。虽然也想到李一超同志可能就是赵一曼同志，但找不到任何证据。1951年我见到文世祯同志(和八叔一起去法国工作的，后来又在东北工作过)，他告诉我说，李一超的事迹和电影上赵一曼的事很相似。猜测赵一曼这个电影就是写的赵大姐(李一超)的故事。但文世祯也仅仅是认识我妈妈，并没有和她在一起工作。他说李即是赵亦不过出于猜……
1954年8月，李坤杰收到何成湘的信：
坤杰同志：
……逸(一)超同志在哈尔滨工作时我同她见面较多(我当时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派她到游击区工作时，还是我和她谈话后派去的。以后她在游击区的英勇斗争。引起了日寇的严重注意，她的活动曾轰动一时，“赵一曼”的声名大震……
你寄来的照片很好，来信也好，但我希望你将一曼的情形再详详细细地告我，以便介绍和宣传……
何成湘收到李坤杰寄去的照片后，又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和了解，接着又带着照片亲自到赵一曼曾经战斗过的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去印证，还对一些当事人进行了寻访，最后才给李坤杰回了信。李坤杰读完信，喜悦涌上心头。她把李坤泰青少年的经历作了详细的整理，寄给了何成湘。陈达邦父子从这张照片上看到李坤泰的容颜，热泪盈眶，百感交集。
1956年，《工人日报》的记者拿着这张照片，来到了赵一曼曾经战斗过的黑龙江省一些地方进行采访、核证。他们找到驾着马车送赵一曼进山的董老汉。又来到赵一曼当年领导过游击战的珠河地区。乡亲们看了照片都惊喜地喊：“瘦李!她就是瘦李!瘦李就是抗联英雄赵一曼!”在黑龙江省档案馆的日伪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又一份的审讯记录，日、汉两种文字，记载了赵一曼被捕后的全部情况。还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赵一曼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被日本人拍照下来，其面目和原来照片上的一模一样。至此，赵一曼就是李坤泰，水落石出。
三
赵一曼，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白杨嘴(现一曼村)一个地主家庭，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李淑宁，“赵一曼”是她在东北参加抗日斗争的化名。
赵一曼有5个姐姐和一兄一弟，她从小在大姐夫、中共四川省委川南党组织的创建人郑佑之开办的新学堂里学习，受到深刻影响。赵一曼从小就表现出独立的见解和个性。按照家乡的规矩，女孩子到10岁就该裹脚了，母亲强行给赵一曼裹脚，却被她剪掉缠脚布，当着客人在堂屋里洗脚，以示抗议。她喜欢打抱不平。直到买破血流，拼到底才肯罢休，父亲李鸿绪曾感叹说：“端女儿乃刚烈之女也。”大哥李席儒决定找一个厉害的男人把赵一曼嫁出去，赵一曼割了一把藿麻——一种密布细刺的植物，指着媒婆说：“如果再来管我的闲事，我就用藿麻收拾你们!”吓得媒婆从此不敢登门。
1924年宜宾县白杨嘴成立团小组，赵一曼任组长。这是四川第一个农村女青年团组织。1925年10月26日，白花镇成立了团支部，赵一曼随后被选为团支部书记。12月24日，“白花镇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赵一曼任文书，实际负责全部会务工作。“妇女解放同盟会”，会员很快达到180多人。她们在闹市街头贴标语，画漫画，把乡绅们画成了狐狗、魔鬼。
1924年8月6日，赵一曼在郑佑之的帮助下，写了篇题为《被兄嫂夺了求学权利的我》的文章，笔名一超，发表在向警予主编、上海出版的《妇女周报》上。她以激烈的言辞，有理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和迫害。同月18日天津邓颖超主编的《女星》也以同样的题目发表了这篇文章，两刊还发表了声援赵一曼的文章。1925年，她写了《青年女子与国民议会》一文，发表在4月19日的《妇女周报》上。
1926年2月赵一曼离家出走，步行两天到宜宾县。1926年2月28日，由二姐和二姐夫把赵一曼送到叙府(今宜宾)城里，交给大姐夫郑佑之。在郑佑之的安排下，赵一曼考入宜宾女子中学(现宜宾市二中)一年级二期第三班插班读书。在共青团宜宾特支召开的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上，赵一曼当选为共青团宜宾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主持妇女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宜宾妇女联合会成立后，赵一曼当选为妇联主席。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宜宾县党部成立，赵一曼担任国民党县党部第一届妇女部代理部长。因为积极组织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她被宜宾女中挂牌辞退。
1926年11月。赵一曼经党组织推荐，报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罗瑞卿为领队)，被录取。正式入学的女生有183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校学员编成中央独立师，女生队被编为政治连，受叶挺指挥，开赴前线。
1927年夏，武汉政府反共，赵一曼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被编人相当于中学水平的第六班，用名“科斯玛秋娃”。在这里和湖南人、原黄埔军校同学、共产党员陈达邦(曾化名陈大榜)结为夫妻，1928年冬回国投入革命活动，从此和陈达邦再没相见过。
赵一曼回国后。先在党中央工作。后中共中央派她到湖北宜昌建立联络站，接应和安排西南各地往返于上海之间党的干部。赵一曼不顾自己身孕已沉，只身来到宜昌，依靠宜昌贫苦码头工人将联络站建立了起来。她住在宜昌城大南门至一马路江边的一间民房里。正当工作开展顺利时，春节来临，她也临近产期。这时，房东老太太向赵一曼发出“逐客令”，原因是宜昌老风俗不能让外人在自己家里生孩子。赵一曼最担心的是忽然离开老太太的家，上级不知道，同志们不知道，会给联络站的工作带来损失。她在门前草堆里躺下，第二天从草堆里钻出来。隔壁一个工人开门发现这位受着折磨的妇女。忍心不下，连忙把赵一曼安置在他家里。让妻子细心照料她。
1929年1月30日，赵一曼在湖北宜昌生了儿子。工人妻子每天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把鸡蛋、面条、糖、油等等做成可口的营养品，端给在月子里的赵一曼吃。工人妻子还将自己和孩子的衣服拿来给她母子。赵一曼的儿子孕于列宁的故乡，而赵一曼的字叫“淑宁”，因此取乳名为“宁儿”，祈望儿子“安宁无事”。后来宁儿取名陈掖贤，这是赵一曼不知道的。
宁儿出世不到3个月，有人告密，这位工人被警方以“赌博打架”为由头而关押。赵一曼卖掉了丈夫陈达邦送给她的戒指，而她的身份也暴露了。那天夜里，房东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