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我所结识的盖叫天
作者：沈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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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后，上海人在法租界吕班路重建的那座城隍庙。老城隍庙始建于明末，经清代道光年间重修和民国后扩建，始有现在的规模。它不仅保留原有的方圆200多亩的庙地，还把后面点春堂周围的园林都包括在内，以至于有现在称为城隍庙中心地带的九曲桥和文昌阁在内的茶楼。这在当时是上海唯一规模较大的庙会和游乐场。
盖叫天12岁跟大哥张英甫到上海唱戏，就常常到城隍庙去。最使他难忘的，是当时在戏班里“抗小旗”(当龙套和皂甲的临时雇佣人员)的炳根爷叔，这位爷叔是他在戏班里的一个启蒙老师和忘年交。炳根爷叔孑然一身，30余岁尚未成家，靠每天赚几角至一元工资，勉强能糊口。但是这位爷叔对比他小20多岁的盖叫天(当时还是个没有艺名的“小五子”)情有独钟，他常常把几天积下来的两块钱，和“小五子”(有时也包括张家的老四张英俊)到城隍庙花完它。当然，吃的都是摊上的炒面、煎馄饨和油氽年糕之类的东西。盖叫天小时候逛城隍庙留下的印象，到了古稀之年，仍然格外深刻，格外亲切。
盖老成了著名的艺术家之后，我也曾陪同他两次逛老城隍庙。第一次是在1959年9月，那天较闷热，我陪他和浙江绍剧团、温州越剧团、建德越剧团3个团在上海中山公园联欢。午餐后他在公园音乐亭打了个盹之后就恢复了精神，我问他：“回家?”他说：“不回家，咱们上城隍庙去!”我又问他：“是不是约六龄童和高爱娟他们?”他摇头说：“谁也别叫。就咱俩。”他见我面有难色，就说：“逛城隍庙我比你熟!”其实我是在老城隍庙周围长大的，对老城隍庙也有特殊感情。所以面有难色，是因为我担心像他这样的名人。在街上会有人围观。他说：“没事!我这糟老头子，又不是电影明星，有几个人认得出?”
我们乘三轮车刚来到静安西路，便迎面遇见苏州弹词名家严雪亭。“盖老!僚迟到哉!”严雪亭上前一步来拱手，盖老先生亦拱手道：“我怎么忘了?”严雪亭笑道：“我晓得老先生应酬多，忙勿转。”盖老问：“人都走了吗?”严雪亭说：“都在，讲好两点钟开始，五点结束，不见僚老人家，大家勿散。”盖老用胳膊肘捅我一下说：“下车!”
原来上海评弹界几位名家严雪亭、杨振雄、张鉴庭和老先生约好，今天(星期日)下午两点，在上海评弹团聚会，约请他和徐凌云老先生两位评弹团的艺术顾问，对《武松大闹飞云浦》、《包公智斩鲁斋郎》、《林冲发配》等武打和枪帽书的表演进行指导。他们上星期就和老夫人薛义杰讲好的，盖老忘了，我当然更忘了。
盖叫天素重信誉，更爱面子，索性将错就错地说：“我们走过了头，摸不着评弹团的门了。”严雪亭还一本正经地说：“要是五奶奶末，就勿会走冤枉路了!”到了里面，果然大家都在。于是寒暄、道歉，说书、听书，不觉已到4点多。老先生犹不无遗憾地问我：“城隍庙不能去了吧?”我自然只能苦笑着点头。直到6点整，大家兴致犹高。但盖老一天下来，有点疲乏了。此时老夫人打电话到评弹团问：“老先生在不在?”大家这才匆匆把王家沙糕团店送过来的玫瑰猪油年糕分着吃，并用汽车送我们回东湖路住所。老太太听我讲了前后始末，忙道：“今天吃力了，夜戏不看了，有话明天再说。”我正要告辞，老先生忙道：“记着，明日下午，还是两点吧!吃完午饭，咱们上城隍庙!”
第二天下午，我1点半到东湖路，盖老全家正吃中饭。盖叫天的生活习惯，早上起来不吃东西，只是喝点牛奶，或者喝杯开水。九点以后，练完功，做完静默功，就喝牛奶或豆浆，外加两个荷包蛋，或者一只油氽刀切馒头，一个鸡蛋，然后便会客或做其他事，上午喝半杯茉莉双熏茶，直到下午1点半左右(有时两点多)始吃午饭。孩子们容易饿，早用食物打底，围桌吃饭时，只是应酬爷爷奶奶而已。我有时留下吃饭，也只好服从他们的开饭时间，尤其晚饭更迟，如果不出门，一般在晚上8时左右。如果晚上出去看夜戏，他照例散戏后去杭州“知味观”吃夜宵(在上海则去“老正兴”)。别人是夜宵，他可是晚餐。有时吃的点心不够饱，回到家里，还要吃碗打卤面。
今天因为要去城隍庙，他中午吃得很少，喝点汤，就放下筷子说：“咱们走吧!”
两点刚敲过，叫的车来了。盖老在杭州。南浙江省政协或人大派车。如有要事，省文化局也可安排。在上海，上海文化局按市委原来的嘱咐，尽量满足盖叫天的交通工具，和上海的周信芳、贺绿汀等同样待遇。但是老先生很少叫公家车。在杭州，他总以三轮车代步，经常是包月的。自30年代到50年代，从黄包车到三轮车，他总是风晨雨夕悠然地乘车经过大半个西湖，往返于市区与燕南寄庐之间。
这次去城隍庙，路较远，从盖老东湖路寓所的普陀区到南市区，有15公里左右，乘_二轮车太慢，也贵，就让小盖叫天的夫人孙俊青打电话叫汽车(是自费叫出租汽车)。半小时后车到门口，他总是看到车才穿衣服。老太太照例给他两块干净手绢，塞在里外衣袋里，一把扇子他是从不离手的。盖老父子出门，皆手执名人题画的纸扇。但名人题词题画的纸扇，翼鹏和二鹏常有遗失，唯独盖老很少丢失。这次出门，老夫人不让他拿那把由溥心畲作画、于非暗题写瘦金体诗的纸扇，改用杨振雄作画、黄异庵题字的评弹名家送的白折扇。老太太说：“沈同志记性也不好，不能带太贵重的。”
我们乘车到南市民国路方浜路口，旧地名叫南阳桥的地方，盖老便叫停车。他提议从方浜西路口步行到城隍庙。我不解地说：“这里离小东门还远呢，至少还有3公里!”盖老笑道：“什么3公里?我对这里熟门熟路，前后两箭之地。从这儿射一箭，到侯家浜、四牌楼附近，再射一箭，就落在城隍庙两根龙柱边了!”我辩驳道：“要三箭，中间还有紫华路到金家坊一带，我是这里长大的!”老先生抿嘴一笑，也不搭话，径直往前走。我只好跟上去。
我真佩服这位既不识字也不会讲上海话的老人，70多岁了，竟然对幼时走过的这条路的记忆是如此深刻。他沿途告诉我，这里是专营皮鞋和布鞋的小铺，那里是上海有名的卖冥器、寿衣的纸扎店等等。他说：“当年有个能工巧匠，纸扎的三国五虎上将个个活灵活现。其中赵子龙还可以四面转动，眼神一直瞧着你，你往哪儿躲，他都能瞧到。我那时就为瞧赵子龙，隔三差五地往这儿跑。有一天，看到纸扎的赵子龙不见了，原来是警察向这个艺人敲竹杠不成，将纸人砸了!那匠人哭，我也陪着哭。”我说：“你怎么也哭呢?”他笑道：“别提那赵子龙扎得多精神，简直像杨小楼在台上一样的威风!听说左右邻居都觉得不好受。那警察真缺德。”我忙问：“后来没有再扎一个赵子龙?”“扎了，都不行，再没那个神态、那个气派了!就好比唐伯虎画的大头美女，真正好的，也没几张。可见艺术是相通的，演戏也不能天天都精彩。那味儿，法儿，不能每天都一个样。”说着，他走进一家裱画铺，问：“你们的老板是姓双口‘吕’吧?”伙计告诉他：“早换喽，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人还在吧?”盖老又问。“听说还在，都有90多岁了，眼瞎了，人也痴呆了。”
盖老大为惋惜地告诉我：“这家铺子的老板自己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