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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毛泽东交往二三事
作者：石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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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主导地位作出了特殊贡献
1934年初，“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全盘否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此时留在后方瑞金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实际上也已经丧失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周恩来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中深切感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党内正确军事路线的代表，认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惨痛失利进一步教育了周恩来，使他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开始怀疑、抵制和批评，在行动上已经站在毛泽东一边。
中央红军长征攻占湖南省西南边界的通道县城时，蒋介石针对红军准备北上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企图，纠集40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李德、博古不顾红军覆灭的危险，执意按原计划去与红2、红6军团会合。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会议上，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周恩来作为会议召集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多数同志也同意毛泽东西入贵州的正确主张。会后，中央军委发出红军进入贵州的命令，避免了中央红军与绝对优势的敌军作战和全军覆没的危险。博古、李德反对改变原计划，继续令部队经黎平、锦屏地区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12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攻占贵州黎平。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周恩来与李德进行了激烈争论。周恩来后来说：“在黎平争论非常激烈，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会议经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一战略方向的转变，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又开始参与最高领导层对红军的指挥工作，毛泽东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得到恢复，而黎平会议上周恩来支持和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
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占领猴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当天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确定的正确战略方针，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周恩来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起到关键作用，并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实现红军军事路线的正确转变奠定了基础。
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积极主张下，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总书记博古主持会议并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自己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集中讲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指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毛、张、王的“反报告”，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听取张、毛、王、朱等人的发言后，“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中央常委又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毛泽东从这件事中意识到，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讨论，要成立一个指挥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团长，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从此，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毛泽东的意见都受到了尊重，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把党的路线逐步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周恩来在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衷心拥护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起到了特殊作用。
协助毛泽东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为维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红军的团结一作出了历史贡献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前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党中央认为，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在退却。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的“川康计划”。为了统一战略方针、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红军久驻，必须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张国焘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勉强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北上的战略方针，但他害怕敌人的强大力量，尤其是怕胡宗南，主张依托懋功向川康边方向发展。张国焘还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攻击中央，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对张国焘关于红军长征和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意见进行了批评，进一步说明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并强调红军应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它要求：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