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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毛泽东交往二三事
作者：石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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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北伐战争期间的广州。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三期曾对第二次东征作了介绍，指出：“此次东征，组织了伟大的政治宣传队，设立东征军总政治部为之统率，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毛泽东曾在李富春家中讨论反击蒋介石的问题。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周恩来曾去作《农民运动与军事活动》的讲演。周恩来是中共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最早认识到军事工作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他与毛泽东交往的50多年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特别是在事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伟人已逝,风范长存。值此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缅怀先辈，激励后人。
在毛泽东已被排挤出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的情况下，尊重并支持毛泽东从事军事领导工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组织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纪元。此后，他在中共中央担负军事方面的领导工作。1928年6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按照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由于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的向忠发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较低，担当不起领导重担，因此，“六大”后的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内，周恩来与李立三成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的实际决策者和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在此期间，周恩来顺利地处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组织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共顺直省委问题、江苏问题、红4军的问题等等。在处理红4军关于建军的重大原则的争论问题上，周恩来对毛泽东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路线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1929年8月21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阐明了红军建设的原则问题。在陈毅秘密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与陈毅谈话，强调巩固红4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在周恩来主持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讨论，委托陈毅执笔，为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红4军“七大”的严重问题，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红4军的路线之正确性，明确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决定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团结全体同志向敌人斗争。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回红4军前委主持工作。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为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并在福建古田召开的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要求各地红军学习红4军的经验，从而使古田会议决议成为此后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由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周恩来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在直接主持中央苏区工作后，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与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并从实践中学到了毛泽东创造的适合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实际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1932年1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示中央苏区“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周恩来在听取了毛泽东关于“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的意见后，致电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的困难。在中共临时中央复电要求至少要攻打抚州、吉安、赣州中的一个城市后，苏区中央局决定打赣州。红军攻打赣州久克不下，中革军委电请毛泽东赴前线参加决策。自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参与军事领导工作，而且是言听计从。3月27日和28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同意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东路军攻打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的意见。在毛泽东被中共临时中央排挤的情况下，这一行动是对毛泽东的很大支持。为了打开局面，毛泽东于3月30日向周恩来建议，率红军东路军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立即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会议。周恩来在听取毛泽东的战役计划陈述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的情况的报告后，随即批准了攻打龙岩、漳州的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红军占龙岩、克漳州，歼灭了国民党的守城驻军，缴获大批物资。东路军回师赣南后，红军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部，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苏区中央局没能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没有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毛泽东只能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后方中央局则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作为中央局在前线代表的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当后方中央局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时，周恩来再次写信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他认为“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强调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中央局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作战计划和行动，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从此以后，毛泽东又重返军事领导工作。
宁都会议是苏区中央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上，中央局有的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批评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毛泽东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有人甚至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由周恩来担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对此，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周恩来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责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毛泽东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所以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最后，会议采纳周恩来提出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提议，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933年春，周恩来与朱德等灵活运用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与地方军、游击队密切配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光辉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