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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毛泽东交往二三事
作者：石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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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作为红军在军事上的主要负责人，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见，提出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深入发展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3路北进。张国焘虽然表示拥护党中央北上的方针，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却借口“组织问题”没解决而按兵不动，故意延缓四方面军的行动。1935年7月5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张国焘还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提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无法顺利灭敌”。党中央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和增进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仍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这样，张国焘才开始调动部队北进。
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了北上抗日，中革军委放弃了松潘战役计划，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第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当时，周恩来因积劳成疾，得了肝脓疡病，发高烧只能采用冰块来降温。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没参加。会上，毛泽东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苏区的方针，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针。然而，张国焘公然于9月9日密电原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南返。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发现密电后，立即送达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王稼祥等临时作出紧急决定，带领红1、3军脱离险区，并于9月11日到达甘肃境内俄界。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了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判了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强调继续催促张国焘北上；会议决定改变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决定把已北上的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议指责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方针为“机会主义”、“右倾逃跑”，把南下说成是“进攻路线”，并扬言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要给予“纪律制裁”。会上，张国焘以突然袭击方式，策动一些人威逼朱德、刘伯承接受南下主张，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朱德、刘伯承据理驳斥，坚持北上。10月5日 张国焘在川康边境的卓木碉（今四川马尔康县境）另立伪中央，成立所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自封“主席”。作出了所谓取消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议。
9月27日，红军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镇，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国民党《大公报》等报纸上了解到日军侵略我国北方的形势，特别是获悉陕北有一个苏区根据地，既有一支活跃的红军，还有游击队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于是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策，提出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战略方针。9月28日晨，毛泽东在党中央召开的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新决定，进行了政治动员。指出：“⑴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⑵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⑶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⑷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⑸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
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军到达吴起镇，随即在陕北苏区与红15军团会合。11月3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分工问题。会前张闻天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当副手。周恩来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毛泽东则说，关于军事领导、指挥军事，恩来都是较通的。会议最后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还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从此以后，周恩来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他与军委主席毛泽东几十年间在军事上始终坚持密切合作。
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实现毛泽东和党中央建立全民族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面对中华“亡国灭族的大祸迫在眉睫”的严重形势，中央苏区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主张坚决抗日。毛泽东分析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形势认为，日军大举侵华必将引起全中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也将发生变化。当他从报上看到“一·二八”日军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抱病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声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长征途中，党中央和毛泽东注意收集并研究日军在华北的动态，率先捐弃前嫌，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挽救中华民族。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全体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强调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周恩来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参与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会后，他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主持与东北军和国民党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在西北建立统一战线。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天主教堂进行会谈。会谈的结果对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和深化毛泽东的统战思想产生重要影响。中共中央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建议国共派出全权代表谈判，实现两党抗日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认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决定将“抗日反蒋”的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中共中央还电示二、四方面军：“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
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再次申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张学良将意见转达蒋介石，望“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46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及西北各军将领，深望两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其目的是：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申明“红军愿作前驱”，“愿担任一定的战线”，“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帅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兵谏”，逼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毛泽东、周恩来当晚电复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17日，周恩来偕罗瑞卿等到达西安，傍晚就同张学良会谈，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发表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在中国出现。事变中，蒋介石的诺言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为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冒险亲临西安，把握瞬息万变的形势，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抗战期间，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长驻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统战和党的领导工作，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其丰功伟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