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国民参政会上演的“多党合作”和“协商议政”
作者：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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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关系为一人一党，最突出的可以从蒋介石提携雷震一事看出。
雷震是在1938年4月国民参政会筹备期间进入秘书处担任秘书的。秘书处下辖文书、议事、总务、警卫4个组，各组主任分别由秘书兼任。雷震为议事组主任，执掌会议安排、提案整理、文件编辑、新闻发表等重要事项。他此后仕途的10年，即从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到1948年国民参政会终止的10年，一直与国民参政会相始终，并且官越做越大。
雷震何以跻身名流云集的国民参政会？他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二人既为江浙同乡，又同为留日学生。
雷震1917年负笈东瀛，因一次留学生集会，结识了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与张继，并蒙戴、张亲为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这使雷氏意外地获得了一份日后涉足政坛的分量不轻的政治资本。果然，1926年3月他自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归国后，由为学转为从政，仕途一直顺当畅达，短短数年，即从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跃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复又调任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随后，经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荐引，开始在参政会崭露头角。由于王世杰和继任秘书长的邵力子，平常都忙于各自要务，根本无暇过问参政会的具体事宜，副秘书长周炳琳则为昆明西南联大的校务所缠（周系联大法学院院长），也难得到重庆办公，故而参政会里里外外，多仰雷震一人代劳，他成了“国民参政会实际上的大管家”。没多久，这个身材颀长、办事干练且善于交际周旋的浙江人，渐渐走进了蒋介石的视野。
蒋介石物色幕僚，向来看重地缘背景，喜用浙省同乡。雷震祖籍豫南，父辈迁浙北长兴（长兴县之吴山乡雷家边村），正与蒋介石用人之道切合。两人又都有留学日本的一番经历，彼此算得上大概念的“同学”。但雷最终博得了蒋之垂青的，应该是他在当时政界波诡云谲的党派纷争中“不偏不倚、广植人缘”的超然态度，以及对蒋的拥护，这更加切合蒋协调各方、维护一人的意旨。
雷震生性豪爽，乐于交游，善于交际。从政后，他既注意交旧友，又注意结新知，结交了一大批党政显要。但对于国民党内部盘根错节的派系倾轧，他却如同一个冷眼观潮的“岸边人”，据说他从未与任何一派发生过冲突，也未介入过任何一次派系纷争。曾有人因为雷与王世杰等关系密切，指责他难脱“新政学系”的色彩。雷震对此断然否认：“我在党内始终是独往独来，未参加任何派系的活动，纵然无益于党，也未为害于党。”在担任国民参政会议事组主任之后，这重身份，要求雷氏同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同国民党以外的在野的各党各派人士广泛接触，以征询意见，应付批评，化解矛盾，协调关系。这就正好让擅长交际的雷震，找到了一个使自己大显身手的机缘，其往还结友的圈子更加阔大了，不仅包括政界军界商界学界，在金融界实业界，他也朋友众多。雷震与当时常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亦都有过频繁接触。他曾随王世杰在参政会面晤周恩来，商讨国共两党的团结问题；又为董必武返回延安，设宴饯行……雷震的这种周旋朝野、交接八方的行止，使他在国民参政会里获得了一个不无写实意味的雅誉——“各党各派之友”。
蒋介石对雷震悉力编织的那张人际网络极为重视。每当政治上有所动作，需要“民意”点缀，需要在野党派参与的时候，常常会利用雷震这条“特殊管道”，由雷“单线向各党派传递自己的意图”，居中帮助斡旋、协调。雷震也的确不遗余力地整合、开发自己的政治资源，折冲于各党各派之间，替老蒋排难解围，促成了几件大事。譬如，在1946年，蒋介石恃仗国民党在内战前线的暂时得手，公然违背原先的政协决议精神，指令南京政府单方面宣布于这年１月召开所谓“制宪国大”，企图欺骗国人，变相强化独裁。中共与民主同盟、无党派进步人士愤起抗议，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当时有报纸也揭示了这种企图，并指出：“假定各党派都不来，而由国民党一党唱独角戏，在政治上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败。”因之，蒋介石只得拼命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及若干“社会贤达”，希望他们能与会捧场。然而青年党表示，是否参加“国大”，要待民社党答应出席再说；民社党直至大会已经开幕，态度仍然暧昧。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要雷震星夜赶赴上海，游说民社党党魁张君劢。此时，雷震已在3年前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参政会副秘书长。他赶到沪上，施展浑身解数，游说于民社党核心。终于，靠着自己同张君劢等人多年的交情，以及对方的信任，在最后关头，用飞机把民社党代表团数十名成员快速载到南京，使蒋介石避免了一次政治尴尬。至于说到雷震在参政会期间，对蒋介石个人所表现的忠诚，唯“领袖”是尊，那是连“ＣＣ派”的骨干都几乎要自愧弗如的。刘百闵（浙籍参政员，“ＣＣ”人物）曾戏赠雷氏一个“新ＣＣ”的绰号，言下之意：雷对蒋的效忠程度，已然超过了某些“ＣＣ”分子。有研究者认为，参政会后期，随着雷震在蒋政权幕僚圈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他与蒋接触日多，渐渐建立了浓厚情感，以致无论对党内外人士，无论在何种场所，只要有人批评蒋介石的不是，雷便当即提出解释或答辩，可见其拥蒋立场之鲜明与坚定。一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陷风雨飘摇，朝野上下倒蒋之声一片，而雷震却还是站到了陈诚、张群、王世杰、胡适这些反对蒋氏下野的少数派的行列中。
蒋介石对雷震这样既精明强干又忠于自己的幕僚，不用说，是相当中意，也较为放心的。1939年2月，国民参政会设立“川康建设期成会”，“督促政府”推进战时的大后方建设，蒋介石兼任会长，他指定雷震担任该会的主任秘书；第二年，参政会成立“宪政期成会”，雷震又被指任为助理，直接参与国家制宪。此后，国民参政会附属的委员会中，凡是由蒋本人兼任头头的，多委派雷震出任秘书；凡与各党派联合组织的机构，只要是蒋氏亲自主持，也多点名雷震当秘书长。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雷震被蒋指派与邵力子同去九龙坡机场，代表国民参政会迎接毛；后又随同国民党方面的诸多要员，出席蒋在黄山官邸招待毛泽东的盛宴。从1947年起，雷更被擢拔显迁，进入了政府内阁，成为行政院政务委员……由此种种，不难看出雷震一度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参政会10年忠蒋拥蒋的雷震，如果让蒋介石感到此人协调各方不是为他一人，即使你是诤言相谏，蒋氏同样听不进去。为着“挽救大局”计，雷震力求践行“文死谏、武死战”的中国为人臣者的传统规范，敢于“在种种场合下，犯颜直谏”，“不止一次地当面向蒋介石表达了‘速谋重大改革的意见’”。虽然往往归于无效，他仍“知无不谏”。这在彼时蒋某人身边的那群高级幕僚中，恐怕无出其右者。1949年初，雷震又一次面谏蒋氏，“劝其以最大决心，最大勇气（如北伐时之勇气）”，改造已濒崩溃的政局。或许因为雷的言辞不免尖锐亢直，蒋“当时听得颇不耐烦”。这倒反而更加坚定了雷震“国民党需要改革”的想法。同年4月14日，亦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于台北问世的7个月之前，雷震在日记里这样记录下自己思考的结论：“总裁此二十年各方敷衍……今后总裁如再不能脱离旧环境，其前途仍是黯淡的。”
因为蒋介石实行的是一个党一个人的专制统治，雷震为他维系各界、协调各方，真的为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也是没有好的结果的，最终还是人心离散，众叛亲离。
有着较为有力的提案和质询，但也有着散漫的会风
国民参政会曾产生过一些有力的提案和质询，这些提案往往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提出，对政府的质询也由这些党派发起；一些议政活动不得不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关注，在客观上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