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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参政会上演的“多党合作”和“协商议政”
作者：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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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提案值得注意。这就是一起弹劾政府组成人员的提案，具有一定的威力。国民参政会所体现的战时民主政治不仅表现在战时历次会议期间,或驻会委员会多次例会上,还表现在国民参政员通过各种积极的努力,促使提案得到落实，从而在战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实际作用。国民参政会与孔祥熙之间的关系能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抗战时期,国统区财政恶化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孔祥熙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一度任院长)和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其本人是否为官清廉也为人所疑,因此,战时他一直受到来自各界的责难。这一情况引起了参政员的注意。早在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期间,一些参政员就对孔祥熙表示不满“而思提案攻击者”,并准备提议由宋子文代替孔。这年10月底到11月初的一届二次大会上,以傅斯年为首的50多名参政员,曾联名致信蒋介石(请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递),试图通过国民参政会非正式例会的途径,对孔氏去留等政府人事问题施加影响。在1939年9月的一届四次大会上,又有40多名参政员试图向大会动议,请政府重新考虑财政部长及行政院长人选。虽然这些活动受制于各种原因未能立即奏效,但参政员仍尽可能在职权范围内,甚至在职权范围之外,对政府重要人事问题表达意见。此后,国民参政会历次集会,对孔祥熙均有严厉指责,甚至涉及孔祥熙私人经商及滥用公款等问题。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期间,参政会终于以120票对6票通过了一项动议,决定财政部长不能同时兼任中央银行总裁。此后不久,孔祥熙被迫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显而易见,这与国民参政会长期“倒孔”不无关系。
另外，当时国民参政会的质询也曾发挥着较为有力的作用。依照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政府各部长官在国民参政会开会时，须到大会及其驻会委员会例会上作施政报告,接受参政员的询问,或当场回答,或事后书面回复。国民参政员的询问有时颇为详尽,切中时弊,而且不回避涉及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敏感问题。例如,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上,参政员们对广州失陷极为重视,会上“对于余汉谋放弃广州,与中央对于粤防之疏忽,甚为责问”,并提案惩办余汉谋；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俞鸿钧因在报告中否认客观存在的通货膨胀现象,而大遭诘责；教育部长陈立夫也因教育问题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大会上受到严厉询问；粮食部长徐堪因在回复参政会询问书中多傲慢之语,参政会临时动议令徐堪亲自到会答复,以致徐堪不得不准备出席参政会致歉。还有一次，农林部长沈鸿烈在答复责难时，因天热挥汗，颇感窘急，最后竟昏厥在讲台上，被立即送到医院抢救。询问和答询的紧张热烈，于此可见一斑。
在各党派参政员的直接推动下,国民参政会还作出了不少有利于战时政治民主发展的重大决议。例如,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大会期间,中共参政员吴玉章与部分国民党、中间党派参政员共同提出了“请确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国基础案”等,获得大会通过。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及国民党参政员,又提出了尽早实行宪政的议案。该议案提出后引起激烈讨论,会场中“你起我立,火并似的舌战,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一直开到深夜三点钟模样,那热烈的情况不敢说绝后,恐怕总可算是空前的”。大会最终通过“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议决案”,要求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这一议案的通过促使国民党不得不正视进一步推动战时民主的问题,国民党上层也因此公开表示要加紧基层民意机构的建设,立即着手制订宪法,甚至还准备提前召开国大。
国民参政会虽然有以上政绩，但总体上看，它所发扬的民主在民国政治生活中是可怜的，有时还是可笑的。可以看到这样的怪现象，郑重的政治形式充斥着散漫的会风，让人感到民国政治是自己在嘲讽自己。1939年，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会，编演了一幕幕滑稽闹剧。
1939年，国民参政会原本在绣壁街“军委会”大礼堂举行，因敌机炸毁，转移到位于郊区小龙坎的重庆大学召开。当时国民参政会外交组的召集人是罗文干。此人曾煊赫一时，历任北洋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长、外交部长。他有股牛脾气，因鄙夷蒋介石而失去权位，被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作为外交组的召集人。他仿效东方朔的滑稽唐突，幽默戏谑，大会小会上插科打诨，扮演一个极风趣的角色。
罗文干在大会上，凡遇副议长张伯苓主持会议，他就安坐甚至瞌睡；如遇到议长蒋介石主持会议，他就频频起立，出入会场，或到校门外买一衣兜的小烧饼，到会场随意散发，扰乱秩序;或从衣袋中抓出一把金堂小雪茄，远远地抛掷给熟人，表示对蒋介石的轻蔑。他的座位在会场中间，出入必须多人让路，致使椅子嘎吱声响成一片，影响会场发言。这是罗文干在有意使蒋介石难堪。
凡罗文干主持小组讨论，总有戏剧性的开场白，引起大家一阵哄笑。随后，众人就开始聊天气、食品、社会新闻，从不讨论什么国际国内形势和路线方针政策。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王亮畴）也是罗文干的调侃对象。18年前王宠惠组织内阁，出任总理，最终垮台就是因为罗文干。国民参政会上，偏偏又遇上罗文干是外交组的召集人。按参政会惯例，参政大会要听取政府的外交工作报告。一次，外交部事先准备了外交书面报告的油印件，但未提前散发给参政员，临时由外交部长王宠惠放在汽车后箱里带来，准备在会场作为“保密”件散发。不料这大捆的“保密”件从车厢中滑落了。王宠惠的车子在路上跑了大约一小时左右，竟不知大捆印件掉在何处。轮到外交部长王宠惠作报告时，他本应将抗战期间的外交政策向参政员阐明，将有关外交机密件交付外交组讨论。可他没有了稿子，只得含糊其词地吱唔了一阵，可又不敢承认失落了成捆的“保密”文件。这件事又被罗文干指斥说:“王亮畴又胡扯了，这样怎么能抗战取胜!”
罗文干看不惯主席台上的所谓“党政要员”，对他们也进行调侃。主席台上左右偏角放两张小桌，是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座席。副秘书长彭学沛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他久久枯坐觉得无聊，时常从衣袋里掏出一小镜子，不是端详自己容颜，就是整理领带摸摸头发，左顾右盼，孤芳自赏。罗文干咕噜一句:“相公！”引起台下人哄然而笑。
国民参政会中有一老人名叫褚辅成。每逢大会讨论议题，不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议案，他必抢先报名发言。有另一参政员卢前，看不惯褚语无伦次，就设法来干扰。每当褚举手要发言，卢前便快速奔到褚的座席前，直伸双手在褚鬓下作鼓掌状，会场一阵哄笑，主席台摇铃制止，于是褚辅成便气愤地颓坐下来不发言了。这时，罗文干更是借机起哄。
国民参政会怪现象还不止这些。突出表现是提案或议案在贯彻落实上随意性很大，有时根本就得不到贯彻落实。如1939年9月9日至27日，国民参政会召开了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讨论了由政府各部院及参政员同人提出的90余件提案，通过了83件提案。其中有7件提案，虽然以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参政员7种名义提出，但内容基本相同，主要是：一、结束党治，实行宪政；二、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权利；三、不分党派，集中人才参加抗战建设工作；四、改革战时行政机构。这7件提案合并通过，形成了大会的一个决议。当时中共方面的参政员陈绍禹参加了会议，他说：“这一议案的通过，对于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增强各抗日党派团结，加强全民族力量的团结和动员，都有重要的意义。”这个决议案的重要意义也为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所注意，决议案通过时他在会上郑重地说：“交政府切实实行。”实际上未能很好实行，国民党的党治一直到退出大陆时也没有结束。
社会舆论界同样看到了国民参政会提案不能落实的情况。1946年4月1日重庆《时事新报》曾发表社评《略论参政会的提案》，评论说：
参政会，每天通过了一百件以上的提案，以一天而通过这许多提案，比较什么旧金山会议、联合国会议之类，几天不能解决一个问题，直是效率高极了，谁说中国政治不进步？提案这样多，通过得这样快，政府如果真能每案做到，这反而有点近乎奇迹。即使退一步想，如果把这些提案其重要性和急迫性分成等级，例如“迅速切实办理”为第一级，“迅速办理”为第二级，“酌办”为第六级，“参考”为第八级，恐怕政府也是一、二级都办不完全，甚至不会办，不愿办。至于“酌办”、“参考”之类，更是不必理会。
正如由于国民参政会有权而无实，有很好的制度也不能实行，导致它的多党合作和协商议政只不过是政治作秀而已。到了1947年全面内战爆发，新华社发表社论《破车不能再开》。社论指出：
参政会连同蒋介石政府在一起，按照于斌主教在开幕词中所说，是一辆破车；反动分子们坐在这辆破车中，是这样暴躁，这样慌张，这样昏迷失次，他们并不能按照预定计划把戏演好。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