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国民参政会上演的“多党合作”和“协商议政”
作者：余育国
字体： 【大 中 小】
民国时期,国民党召集、成立了国民参政会,无论是从促进团结，还是从发扬民主的角度来看，因有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参与，的确起到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党的操纵，其所实行的“多党合作”与“协商议政”，更像是在演戏。
“团结”和“民主”两根台柱支起，戏台搭建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族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内的一部分人士，一直要求国民党统治集团开放政权，实行全民抗战。1932年4月7日，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了“国难会议”。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结束武力“剿共”，促进全国团结，同时实行宪政，给人民以民主自由。5月，国民党又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训政时期中央民意机关,定名为“国民参政会”。这就是国民参政会的缘起。这年底，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定于1933年召集成立国民参政会。到了1933年2月，国民党中常会便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法》，应当说速度是较快的。然而，由于国民党此时正在筹备召集国民大会，对是否仍要召集国民参政会存在分歧，原拟本年内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又被搁置下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求团结以御外侮、求民主以得自强的呼声更加高涨。1938年春，当日军企图打通津浦路、沟通南北战场的紧急关头，抗战形势更加严峻，建立民意机关、发展民主政治日益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3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中正式提出：“为加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强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国民党根据抗战爆发后国民代表大会难以召集的实际情况，为了统一民众意志，增强抗战力量，在1938年３月29日至４月１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并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强抗战力量案》，决定设置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1938年４月７日，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又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４月12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这个条例，明确国民参政会的宗旨是：“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条例还规定了参政会的具体组织方式。主要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和华侨中产生，经政府与国民党党部协商组成。
1938年6月16日，国民政府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公布了汪精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并公布了200名参政会员名单。
1938年，中日武汉会战的序幕已经揭开。７月６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正式召开大会，除设议长、副议长外，还设有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秘书长为王世杰，副秘书长为彭学沛。参政员张一麟、王造时、张君劢、黄炎培、史良、邹韬奋、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陶希圣、谭平山、王云五、梁漱溟等16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吴玉章、邓颖超等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也被聘为参政员，虽因多种原因未能出席会议，但给会议发了贺电。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孔祥熙、居正、于右任等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长官也列席会议。
会上，汪精卫致开幕词，副秘书长彭学沛宣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贺词。大会听取了国民政府各部部长关于内政、外交、教育、财政、交通等方面的工作报告，各报告人针对参政员的询问，进行了答复。各参政员纷纷提出议案，大会共收到130余件提案。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如《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改善各级行政机关案》、《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七七周年纪念献金案》等。大会最后发表了宣言。这些提案和宣言表示，国难严重，各党派应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动员其一切力量，为自卫、为人道与穷凶极恶的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施政方针；中国今日全国一致，各党各派在抗战建国纲领基本方针下，共同奋斗，以统一与团结为一切行动的准绳；还表示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增进生产，巩固金融，以供军需；大会声明，中国是独立自由之国家，南北傀儡组织乃敌阀之俘囚，在国际法上且远逊于丧失独立后之被保护国之地位；呼吁世界各国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孤立日本。
会议最后选举张君劢、董必武、胡适、罗隆基、沈钧儒等25人为驻会委员会委员。1938年7月15日，大会闭幕。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也致了词，称本会最重大的意义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对侵略的势力作殊死斗争，以求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为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完成加强团结、巩固统一及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两项基本任务。从后来的事实看，虽然蒋介石的致词在全民族面前打起了“团结”和“民主”两个旗号，表达了共同抗战的决心，但他反共与独裁的想法并没有消除，只是在特殊阶段将这种想法收敛一下而已。这就决定了国民参政会在以后的岁月中，越来越像“团结”与“民主”的戏台。
尽管国民参政会最后没有成为真正的民意机关，但它的召开，不仅使各党各派各界的代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听取国民党政府的施政报告，了解全国抗战建国的一些情况，而且有了一个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也就是说，在这个戏台上，有的想真演，有的想假演，从而使不同的政治主张有了一个正常的表达渠道。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一个进步，是有利于团结抗日和民主的行动。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从1938年7月到1947年6月共举行过4届13次会议。由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国民参政会逐步变成国民党政权欺骗人民的工具。
政治协商与合作主要表现为对等的谈判，双方讨价还价
毛泽东在参加国民参政会这个问题上曾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抗战之初，国共两党尚能团结一致。但进入战争的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参政会将召开二届一次大会。于是国共两党在这次会上谈得更多的不是合作，而是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结局是共产党不参加会议，新四军不接受蒋介石的领导。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等7名共产党参政员于1941年2月15日联名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公函提出解决皖南善后办法12条，直接送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要求国民政府采纳；并声明，在未裁审前，很难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王世杰接到公函后，立即找张冲谈话，并征求了黄炎培、左舜生等参政员的意见。王世杰认为，此系中共表示破裂，局势非常严重，必须设法解决。为了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王世杰起草了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致中共7参政员急电，于3月6日发出。电文大意是，国民参政会仍切盼共产党参政员深体本会团结全国抗战之使命，并坚守共产党1937年9月拥护统一的宣言，出席本会。至于一切政治问题，应当按照正规的途径获得圆满解决。中共7名参政员收到王世杰焦电后，毛泽东同他们认真商讨对策。3月7日，准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中共七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一文，说明事实真相，但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无理扣押。《新华日报》被迫开了“天窗”，以示抗议。3月8日，毛泽东等7参政员复国民参政会公函。公函仍是经王世杰转全体参政员的。
王世杰收到毛泽东等7参政员的2月15日公函后，将其转国民政府当局。蒋介石也有他的办法。他为了摆脱由于制造皖南事变、各地捉人杀人破坏抗战的困境，企图采取分化政治力量、拉拢其他抗日党派，以达到孤立共产党，实现各个击破的目的。2月27日上午，蒋介石会见各抗日党派代表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褚辅成、左舜生等6人。开始，他们向蒋介石提出4条意见：(一)参政员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二)军队国家化，与党派绝缘；(三)检讨抗战建国纲领及一切条令之实行；(四)成立各党派的特种委员会，以讨论并保证上项之执行。蒋介石表示“原则同意”。但他提出：(一)参政会原为政府邀请大家共谋团结，无条件可言。在政府，当然希望中共参加，但中共出席与否，当由其自决；(二)军队与党派绝缘，最好勿外说，否则国民党人会以为向中共投降。然后各党派代表又向蒋介石说明4点：(一)各党派特种委员会不属参政会；(二)特种委员会由9人组成，以蒋介石为主席；(三)请各党派负责人参加，绝不限于参政员；(四)以此与中共代表商谈。蒋介石表示同意，但商决者须中共能执行。左舜生回答说，希望大家都能执行。在这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各抗日党派如此“慷慨”让步，是别有用心的。他妄图以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为钓饵，使他们产生幻想，实行分化拉拢，以便孤立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