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
作者：刘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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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面红旗”的怀疑与批评
“七千人大会”在浓厚的民主气氛下,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研究、讨论,但是,与会者又不是讨论“一切”问题。大家小心翼翼地避开两个“雷区”:一个是“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不能置疑,另一个是“彭德怀案”不能翻。可谓三缄其口,避而远之。当时，人们还有个“潜规则”,讲话“不离三、六、九”,即“三面红旗万岁”、“从6亿人民出发”、“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三面红旗”是指1958年提出并实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它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上的空想主张。调整时期,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这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不能容忍超出这一限度的任何做法。因为在他看来,“三面红旗”代表着他为之奋斗的理想。
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当时虽然有人提出来要求搞清楚“三面红旗”的性质问题,但是会议没有展开讨论。
对于这一敏感问题，刘少奇在大会发言中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刘少奇并没有明确否定“三面红旗”,但实际上对“三面红旗”怀有疑问甚至批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刘少奇非常不满。1966年毛泽东在批判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特别点到“1962年的右倾”,就包括这件事。
“彭德怀案”也与“三面红旗”有关。1959年,党内对“三面红旗”议论纷纷,党内上层对“三面红旗”也有自己的看法。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实际上是代表了相当多数人的意见。庐山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再次受挫,又一次证明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因此,“七千人大会”时,人们虽然不敢公开讲,但私下里也在议论。
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在大会的讲话中专门讲到了彭德怀案问题。他也说此案不能翻,但他不同意翻案的理由却很独特。他说:“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刘少奇讲这番话有两个目的:一是把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的人“与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刘少奇说:“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因此,都可以平反。二是维护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从而维护毛泽东的正确性。庐山会议给彭德怀定下两条罪状:右倾机会主义与反党集团。刘少奇虽然坚持对彭德怀不能平反,但他的讲话恰恰为彭的最重要的一条罪名——右倾机会主义平了反。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与讲话，也是这种情况。
刘少奇的认识也是有其局限性的，比如他对“三面红旗”与党的路线的维护，在客观上影响了对党内“左”倾指导思想的深入检查和纠正。但他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则代表了党的最高水平，他与“左”倾错误斗争中所表现的政治勇气，在党内更是无与伦比。
对于敢讲真话的刘少奇来说，七千人大会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阶段之一。
今天的人们，虽然没有听到他那铿锵有力的讲话，看到他那真诚智慧的表情，但读了这段文字，仍可以感受到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由此，对刘少奇更增加了一份敬重。
责任编辑 谢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