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家乡轶事
作者：张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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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这个从上世纪初至今的百年间，由一个平原旷野上的蕞尔小庄，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省城大都市，其周围原有的自然村落，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拓展，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的成为了这个新兴城市的奠基石。其城市化进程，在经历了一般意义上的由农耕文化向城市工业文化转变的同时，也经历了中国社会在近现代史上的巨大转变。尤其是经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由贫弱屈辱而奋起自强以及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的血与火的洗礼。其间，普通百姓所表现的对异族强敌的不屈抗争、对正义事业的坚定支持，对人民解放的无私奉献等故实，一直在家乡民间流传。
笔者祖居之地范谈村（今石家庄市长安公园东侧居民区），西距原来的石家庄村仅3公里，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明初移民村落。村民世代繁衍、耕读传家，或策名仕籍、或服力田畴，亦曾一乡称望。近现代名人有被学界称为“河北职业技术教育先驱”的张良弼，其于清末中举后曾留学日本，就读弘文师范。归国后曾任直隶省视学，创办直隶甲种工业学校——河北纺织工业学校前身。因其办学绩优，在1913年至1922年间，曾4次任国会议员。其女安娥（原名张式沅，剧作家田汉夫人），上世纪20年代末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国后，曾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后成为名闻全国的女作家、诗人、剧作家，其作词的歌曲《渔光曲》、《卖报歌》等传遍全国，其文学作品中就有长篇小说《石家庄》。
当代领导干部张健民（原名范同济）1938年在冀豫特委工作，历任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革委副主任，后来从山西省人大主任职上离休。
余生也晚，愚陋而寡知，从家乡范谈村走出去的乡先达也仅闻于此。如今，守土在家的父老乡亲音容依旧，而旧日的田园民舍已不可寻，村边田地已经成为市直四大机关所在的行政中心，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将家乡城市化得似可作“他乡”了。但当年前辈乡党的遗闻轶事常萦于怀。今以总角之年的闻见和乡贤长者的忆述，摭记几则，以飨读者。
敢和日本人打“官司”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石家庄后，即把石家庄当做了日军在华北的重要军事基地。为着长期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在短短的几年间，向西改造了正大铁路（将窄轨变标准轨），向东修建了石德铁路，又修了京汉公路、石太公路、沧石公路，开凿了石津运河，整修扩建了大郭村飞机场，并相继建造了五大兵营。在城建方面打通了木厂街改为朝阳路（今中山西路东段），修筑了日华大马路（今中华大街中段）。与此同时，日本军事力量配合日本金融集团组成的经济机构，如棉业株式会社洋行及日本华北开发公司在石家庄设立的华北棉产改进会石门地区办事处、棉花协会石门地区出张所等；都开始了大肆活动。1943年秋天，又要在范谈村村东（今华北制药厂一带）占耕地修建“绵羊改进会”。
那时，范谈村划归伪石门市政府第六区管辖，村长为张贵林。此公当年仅25岁，因其在休门镇小学和获鹿县第一高小接受过新式教育，对新时势、新事物比那些只懂得“诗云子曰”、“之乎者也”的老人认识适应得快，加之他本人急公好义，又有些当年同学在市里混事，遂被村众推为应付时局的一村之长。
在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兵、皇协军和特务队横行霸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张贵林对付上边，通常是能拖就拖，软磨硬抗；能躲就躲，使来人找不见当头的，不了了之；能糊弄就糊弄，支应过去就算完。比如由于历史原因，范谈村当时地处获鹿县（今鹿泉市）与正定县交界处，一个自然村落隶属两个县管辖。范谈村前街与西街属获鹿，后街名称小谈村属正定。范谈村农户土地有40顷，但属获鹿县管辖的只有17顷，于是就只将在册获鹿部分上报伪石门市政府，这样，按地亩数推派交纳的差捐粮税，老百姓就少了一半以上的负担。
但是，上述方法并不万能，有件事情逼得张贵林不得不直面相对。
1943年秋季的一天，日本人派一伙“二鬼子”来到范谈村村公所，进门就撒野耍横，张嘴就要白占村东千余亩地，说要为日本株式会社建“绵羊改进会”。这些人看到张贵林等人不答应，由拍桌子砸板凳，继而拳打脚踢，把村公所人员打骂了一顿，才撂下硬活，扬长而去。
此事过后没两天，一个50多岁秃顶的日本人，带着几十个施工人员来到范谈村村东的庄稼地里（现体育北大街以东华北制药厂一带），强行洒灰线，打界桩、挑挖地基。正在地里干活的村民，眼看快成熟的谷子、玉米等秋庄稼被他们糟害，气愤至极，围上前去跟他们讲理，有的跑回村里到村公所报信。张贵林叫村公所善于应对场面的张元子赶去劝阻。谁知那些日伪人员非但不听，反而打骂与之讲理的村民。于是人们忍无可忍，有人在田间高岗振臂一呼，一百多在附近田间干活的村民四面群起响应，手持铁锹、粪叉、锄头等农具，蜂拥而至，打得日伪人员狼狈逃窜。他们所带的工器具有的也被砸坏。
张贵林等人知道这下可闯了大祸，想躲是躲不过去的。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张贵林就去伪石门市政府（石家庄南大街北去与大桥街顶头路北处）想申明一下情况。不料，当时的伪石门市长孙世荣（东北人，曾在伪满中东铁路当过侦探，任石门市长仅3个月，人送外号“孙三月”），为讨好日本人，不容分说，当下就把张贵林抓了起来，关进了伪警察署（今中山西路东段路北，解放后曾为市文化馆、群艺馆）大院北部5号牢房的木笼里，并放话说：皇军要这个人，谁也不能见他。事后，多亏村民四处活动，上下打点，张贵林没被转押到日本宪兵队；在木笼里关押3天之后，被放了出来。但那个秃顶的日本人还要谈村人“赔偿损失费”，张贵林也没理他。
张贵林被放出来之后，由于年轻气盛，不知害怕，也不甘休，竟要和日本人打“官司”，和日本人标榜的“中日亲善”、“共荣共存”口号较较真儿。他联系被占地所涉及的小谈村(即范谈村后街)和北宋村(今中山东路与民心河交会处东北侧)几次进行协商、谋划。于1944年春天在3个村村民出资支持下，张贵林和小谈村村民代表范连润、北宋村村民代表朱老可，一同到保定伪省政府告状。
在保定府，他们利用“老乡”关系，辗转托人，最后求到“正定老乡”、原伪省长吴赞周手上，将状纸递了上去。其实伪省政府那敢得罪日本人，他们等了六七天，等来的只是“关系重大，无法解决”8个字，被一推了之。他们觉的几百里地跑出来，找不到个说话的地方，执著地不肯就此罢休。于是几个人又北上北平，去找范谈村的一个老乡——在北平开设眼科医院的张式溥。
张式溥系原范谈村清末举人张良弼的第五个儿子，女作家安娥的哥哥。他于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院，后在北平协和医院从医眼科，30年代即致力于眼角膜移植研究，曾受协和医院选派赴、美、日、加拿大、德、法、荷兰、瑞士等国进行两年多的学术交流和考察，后曾相继开设以眼科为主的共和医院和溥渊医院（1947春曾被推举为北平眼科学会会长，当年冬季突发心梗去世）。
张贵林等人让张式溥代写了3份“状纸”，一份递到王克敏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即华北政务委员会），一份递到日军驻北平的冈村司令部，还有一份递到日本驻北平的大使馆。前两处叫他们放下状纸“候批”，唯有大使馆接待他们的一个姓金的翻译（说一口中国话，不知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看了看状纸就对他们怒目相向，厉声呵斥：“你们装什么糊涂！皇军到中国干什么来了，你们不明白？占你们几亩地还敢来告状？”
张贵林等人接过此人的话头，立刻反诘责问他：“你们讲‘亲善’，为什么强占田地，这么横行霸道？你们讲‘共存’，老百姓没了耕地，靠什么吃饭，怎么生存？你们说的‘中日亲善’、‘共荣共存’是真的是假的？你给我们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