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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奚如的风雨人生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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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两种矛盾”。在1942年12月召开的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继康生之后讲话，他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干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我们这里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被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说话，他们5个人就组织了5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指吴奚如和王实昧——笔者)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于是，“吴奚如案”就被错误地定性了。
吴奚如得知此事后，提出了申诉。当然，他没有被理会，于是一气之下，索性提出了退党的请求，并上交了退党书。从此，吴奚如就是一位有“前科”的“民主人士”了。
到了1944年春，康生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题目是《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况与当前任务》。他说：在“反奸”斗争中，“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并“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即“在党的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昧等内奸分子：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琪、吴南山、樊作材等特务分子：在军队中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藏分子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栾丁生等特务分子：在工厂系统中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分子……”据师哲后来回忆，这个名单之中，真正称得上是“侦探奸细”的，只有吴南山一人，“其余全是冤假错案”，可怜吴奚如更是“老革命”变成了国民党特务的“暗藏分子”。
吴奚如与鲁迅和胡风
吴奚如的命运又因他与胡风的关系，后来更加跌宕起伏。
胡风的“钦案”，又多少是因为此前他在上海与鲁迅的关系而来的，那么说到鲁迅，又不得不提吴奚如。
鲁迅晚年定居上海后，随着思想上发生“‘转变”，他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加强，而延安的中共中央也不断通过在上海的地下党“文委”、“左联”等与鲁迅联络，但其中的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与鲁迅发生了矛盾，更与鲁迅身边的胡风等产生了近乎于宗派主义的对抗，甚至也卷入当时国民党宣传机器造谣惑众的传言，如“国民党派胡风来游说鲁迅先生到南京政府做官”、“胡风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内奸”等。这样一来。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以为：必须重新选择人与鲁迅建立联络关系。“特科”负责人、黄埔军校出身的陈赓建议利用黄埔军校这一特殊的政治和军事关系，由黄埔军校出身的人来担负这一使命。“特科”的陈行健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吴奚如可以担当恢复中共与鲁迅联系人的角色。于是，吴奚如就被选定为中共与鲁迅的联系人，而胡风又是由吴奚如选定作为中共中央“特科”与鲁迅之问的“机要交通员”的。
据吴奚如晚年的回忆：当年他判断胡风“在政治上是可信任的，虽则他的文艺理论常引起争议，做人上有缺点和偏激，一如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因此，我在转入党中央特科工作之后，就奉命委托他为党中央特科和鲁迅先生之间长期的‘机要交通员’。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我只在有紧急事情时才去见鲁迅先生。”此后，直到1936年4月冯雪峰从陕北抵达上海后，胡风的任务才告结束。
胡风与吴奚如都是湖北同乡。据《胡风回忆录》：“吴奚如——是在左联认识的，大概是因了聂绀弩的关系。这时候，鲁迅从内山书店收到了一封信，拆开一着，是两张或三张白纸。鲁迅把它交给了我，我猜想可能是秘密文件，就送给了吴奚如。我知道他是做秘密工作的，他告诉我是军委。他要我用碘酒擦一擦看，可能出现字迹，我用碘酒擦了，果然出现了字迹，是被蒋介石逮捕关在南昌的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密信，内容是要求鲁迅请孙夫人宋庆龄向蒋介石保释他出来。我给吴奚如看了，他让我送给鲁迅自己看。鲁迅看了后，沉默了好一会儿，说，蒋介石是什么人?这绝对做不到。只好把信销毁了。前几年，吴奚如写到这个情况时说，方志敏送出来的是给党中央的信，同时附有《可爱的中国》文稿，他把信收去了，把文稿交我托鲁迅保管。我当时记忆模糊，就同意了他的说法。后经仔细回忆，确定吴奚如的记忆有误。还在信中希望他更正。文稿，可以确定不是这一次送出的，至于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可以假定，第二次送出了，这文稿，由什么人收下转交给了从陕北回来的冯雪峰，冯又交给了当时的商人朋友谢澹如保存。解放后，冯才取出来出版了。”
吴奚如当时是“特科”成员，收转方志敏狱中的文稿和信函，是他当年所做的一件事。此后，他在抗战初期的中共长江局工作，又与胡风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当年胡风在后方主办《星期文艺》、《七月》、《希望》等文艺刊物，都是在中共具体帮助和指导下、与国民党文化统制不断斗争的过程中来运作的。此后，即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在重庆，胡风与周恩来等都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胡风后来回忆说：“那以来，凡是他或其他领导人和文化界的集会或谈话，都是约我参加了的。不久，进延安去了的左联盟员吴奚如回到了武汉，他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也用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对外发生工作联系。他热心于《七月》的工作，通过他，我和党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周恩来也经常“通过吴奚如向我传达工作方面的指示”。通过吴奚如，胡风还结识了周恩来身边被称为是中共代表团“才子集团”的陈家康、乔冠华等，而当时的胡风则被视为是“中国的别林斯基”，受到了中共的特别重视。据吴奚如的回忆：当时《七月》的编辑方针也是经过中共长江局“文委”(书记凯丰，委员有何伟、冯乃超、钱俊瑞、吴克坚和吴奚如等)讨论和指导的。
然而，1938年4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其组成人员的名单是中共长江局提出来的了。后来吴奚如回忆说：“从那些左翼文化团体推荐的名单中，唯独没有一个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社同人，也即所谓‘鲁迅派’的作家。”其原因，则是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大权独揽”和宗派主义思想(胡风是“国防文学”的反对派)所致。此后，吴奚如曾建议推荐胡风为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也遭到了王明的反对。
此后在陪都重庆，胡风一有机会也常到曾家岩50号去见周恩来，并常与中共办事处的人员讨论文艺思想，商议《七月》的编排内容等。当然了，从某种角度上说，当时胡风的“七月派”与中共的关系还是一种统一战线的关系，如吴奚如后来回忆所说：“当时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社非党作家们的政治态度，我认为是有些自由主义的，就是说对党的某些主张和决定，有时持保留态度。他们这种立场和态度，从好的方面说，能思考，不随声附和；从坏的方面说，他们对党的关系是有些游移的，有距离的。”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以后的命运。如陈思和先生以为：“抗战以来，胡风的《七月》、茅盾的《文艺阵地》、郭沫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