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吴奚如的风雨人生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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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奚如生平
吴奚如，原名席儒，湖北京山人。吴1925年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连党代表(一说连指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吴先后任中共湖北军委代书记(一说省委代书记、省军委书记)、中共河南军委委员兼秘书。1928年冬，吴奚如被捕入狱。至1932年秋出狱，遂赴上海以文学活动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大众工作委员会”主席。1934年，他又加人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曾担任鲁迅和中共中央之间联系的中转人。在1936年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他站在鲁迅、冯雪峰、巴金、胡风等一边，并参与签署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同年秋，吴奚如奉命秘密赴西安，担任张学良的秘密内部组织“抗日同志会”机关报《文化周报》的主编，并参与了西安事变。此后，他回到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教员。
抗日战争期间，吴奚如先后担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主任丁玲)、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友军工作组组员(负责联络黄埔军校军人)、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及江北纵队政治部主任等。皖南事变发生后，他曾指挥部队作战，脱险后回到延安，遂入中央党校学习。在“抢救运动”中，吴受到“抢救”和审查。
此前在抗战初期，吴奚如在武汉时曾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是筹备委员和候补理事；在延安，他又参与了“文协”延安分会的建立，并被选为理事。解放战争中，吴先后是山东省文化协会常委、东北牡丹江市总工会和松江省总工会主席、东北总工会生产部部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吴任鸡西煤矿工业学校校长。至1957年，吴奚如调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文革期间。吴因“历史问题”等被打成“三反分子”，惨遭迫害，后获得平反。
1979年以后，吴奚如出任湖北省政协常委：1985年2月27日在武昌去世。
吴奚如曾是著名的左翼作家，著有小说集《小巫集》、《叶伯》、《未了的旅程》，中篇小说《忏悔》、《汾河上》以及《卑贱者底灵魂》等，1984年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吴奚如小说集》。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生的一个插曲
与当年延安的许多文化人一样，吴奚如虽是左翼作家，但他的文学创作观点却与周扬、何其芳等不同，而与萧军等相同。于是，在整风背景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吴奚如受到了批评。
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周扬发言明确拥护毛泽东的观点，接下来吴奚如发言，却受到了朱德的点名批评。当时吴奚如认为：“凡是搞文学的都要有一个立场，那么，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而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因为这样会不会更有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至于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吴奚如这一段话，与他此前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拥护鲁迅、胡风一方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点不同了，倒是与周扬等的“国防文学”有点相同了。其实这也不奇怪。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吴奚如曾在中共长江局工作，自然在思想上带了一些王明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痕迹，然而须知此时却是清洗王明等的“左倾”、“右倾”思想的时候了。
吴奚如发言罢了，坐在主席台上的朱德站起来讲话，他没有点名批评萧军(这个会就是因他而召开的)，而是对吴奚如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意思很明白：所谓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和皖南事变这两个事变是大不一样的，你吴奚如自己就分别经历过这两个事变，后者国民党开启了反共高潮，这时就不能再笼统地讲抗日统一战线了，而应当明确是什么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什么立场上抗日。朱德批评完毕，吴奚如沉默不语。
到了第三次会议，朱德又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他说：“在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他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他还讲自己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依我看，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有工农兵群众批准。”至于思想转变问题，朱德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认为思想岂但是转变，简直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最后，针对关于文艺题材是“歌颂”还是“暴露”的争论，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革命老资历的吴奚如，此时竟与萧军、王实味等在思想上为一伙，那么，前因后果，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延安“抢救运动”中的冤案
延安整风时，由于在文艺是“歌颂光明”抑或“暴露黑暗”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曾写下《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的王实味不仅受到了批评，而且还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与此同时又牵连出一个“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而当时的中央党校也沸沸扬扬，在整风时搞出了一个“党校的王实味”——吴奚如、李周华(马列学院中共支部常委、“抗大”总校训练部长)事件。
吴奚如因是后方来的文化人，特别他又是从皖南事变被俘后逃到延安的，再加上此前他还是王明主持的中共长江局的工作人员，到延安后还是延安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因此，理所当然的，他被主持“审干”的康生视为国民党的特务和异己分子，遭到了“抢救”和“整肃”。中央党校除了把李国华作为“教条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外，更将第八支部学员的吴奚如作为具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物来加以批判。
1942年10月，进入“审干”的高潮，中央党校批判斗争吴奚如升级，给他的罪名是“叛徒”、“特务”，由他牵连到其他的许多人。当时参与审查他的，有彭真、黄火青、郭述申、古大存、宋时轮、刘芝明等。后来彭真于1943年1月4日作“反奸肃反”的报告，讲话中他结合中央党校破获了“吴奚如特务案”，介绍如何与反革命开展斗争的经验。据师哲、师秋朗父女回忆和撰写的《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岁月》，当年延安整风和“肃反”，康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抢救运动”中，“张克勤案”、“王实味案”，乃至“吴奚如案”，毛泽东从整风初期主张的“为了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接受经验教训，不追究个人责任”，到此时指示“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