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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奚如的风雨人生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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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厅以及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及在延安的文艺活动(如周扬领导下的‘鲁艺’和丁玲等人主持的延安‘文抗’等)形成了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艺的多角关系，他们之间既是同一条战线下的多元追求，也有群雄逐鹿的宗派冲突，但是这一均势到了1948年以后发生了明显改变，其他各元都建立了联合统一战线，而胡风一元却被排斥为异端。成了与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同列的批判对象。”(《胡风家书》序)以及“胡风事件发生于1955年，中共党内对胡风的批判更加早些，大约从1948年开始，——如果再往上推，那就是1945年的《论主观》批判了。”至于要详细讨论这一过程，延安整风的大背景、此前中共长江局存在的问题，以及当时胡风和周恩来身边的“才子集团”以及吴奚如等等，都是绕不开的问题。
比如吴奚如，胡风在1938年2月3日的一封信中说：“《七月》发生了问题，我感到无比地气闷。这回的问题，不是官方，而是自己。潘汉年等把(熊)子民找去，要他不要做发行人，至于我，顶好到临汾去，由我自己决定云。……和我站在一起的只有奚如一个。”这是说胡风要继续办《七月》，吴奚如与胡风是站在一起的。这大概也不仅仅是代表他自己。当时，在文艺思想抑或哲学观点等等方面，胡风与在重庆的中共“才子集团”的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包括周恩来秘书的吴奚如，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
然而，此后“才子集团”在重庆开展所谓“启蒙活动”，正好与延安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宗旨有所不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形成了冲突，以至于周恩来在返回延安参加整风时竟遭受了严厉的批评。此后，胡乔木等奉命去重庆对“才子集团”进行整风，并与何其芳、刘白羽等向后方的文艺工作者传达《讲话》的精神，随即与胡风等展开思想交锋。于是，乔冠华等遂对胡风“反戈一击”，此后，就是周恩来也不便对胡风示好了。至于与胡风“站在一起的”吴奚如，更在延安遭受到了莫名的打击和猜忌。
吴奚如的“婚外恋”
曾是周恩来政治秘书的吴奚如，后来的命运竟因为自己的一桩“婚外恋”而被改变。这说起不禁让人为之唏嘘!
在《胡风回忆录》一书中，有一节“吴奚如的恋爱”，他说：1939年5月24日，这一天是应该“值得一书的”，因为刚从延安回来的董必武带来了周扬的一个口信，“说是请我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做中文系主任”，“我听了这话有点吃惊：周扬怎么会想到请我?我应该答应吗?”当然了，这也有了让人猜想的极大空间，比如说他果真去了，会如何?等等。这一天，周恩来的警卫员送来信，约他见面谈话。晚上，周恩来与胡风谈话，胡风表示：自己“留在外面至少可以给国民党一点不痛快，用笔凿穿一下他们的鬼脸总是好的吧!”周恩来同意胡风不去延安。周恩来又交给胡风一个任务：“要我劝说梁文若不要和吴奚如搞恋爱，这对党的影响不好。”当时吴奚如与自己的妻子朱惠离婚不成，与女作家梁文若谈恋爱，但梁文若的爱人叶以群又不同意与梁文若离婚，吴奚如这就成了“第三者”。对恋爱和婚姻一向讲究认真负责的周恩来对吴奚如很是不满，除了严厉批评，还让吴的朋友胡风“多做做工作”。胡风这时也突然感到“吴奚如的恋爱”“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也恍然于此前吴奚如来信中提到的“他写文章时脸前有一个圣洁的面容出现”，原来吴已深陷于“恋爱”了。
此后，胡风与来访的梁文若“做工作”，“告诉她组织上不同意她和吴奚如的关系再深化，应该冷静下来”，“但她执意不听”。胡风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要听叶以群的意见，于是让胡风带他来，结果，“以群表现得很冷静，很爽快地答应了和文若分手，并且向周副主席提出想到战区前线访问”，“这给了周副主席很好的印象，——相反的，吴奚如从此失去了周副主席的信任，留在桂林，后来到新四军。皖南事变后，他和文若分散了，两个人的关系也就结束了。这次恋爱成了奚如一生中的转折点，不知该算是喜剧呢还是悲剧!”
吴奚如晚年回忆说：“我这时在私生活上狂热地爱着青年女作家文若，她原是有夫之妇，是很不应该闹这场三角恋爱的。周副主席用电报警告我之外，要胡风写信从旁规劝我，而我则以为他是别有用心，拒绝他的劝告，在回信中粗暴地予以诋毁。胡风也尖刻地反唇相讥。致使彼此问的友情破裂。从此，我和胡风以书信交相指责，胡风在一次信上甚至对我这样说：‘我等待将来革命成功后受镇压!’我则声明在文学事业上和他断交。那时，我们都在壮年时期，火气旺得很，乐于演出这种抵牛角的闹剧。”
可见，吴奚如因一场没有结果的“婚外恋”，不禁“从此失去了周副主席的信任”，也与好友胡风“断交”，这就是胡风那句话所说的：“这次恋爱成了奚如一生中的转折点，不知该算是喜剧呢还是悲剧!”
吴奚如和叶以群，后来的命运都很坎坷，如上所述，吴在延安被“抢救”，进而“退党”，叶以群呢?据吴福辉《沙汀传》一书中所述：因为也曾被敌人关在监狱中，此后不被信任，好在周恩来曾指示说：“以群在监狱里有些问题，但已清楚，只要他自己革命，可以当非党干部使用。”周恩来还“对以群处理自己关押期间妻子梁文若与吴奚如关系的冷静态度，也表满意”。文革初期，以群在上海跳楼自杀。
余波
一晃到了1949年，革命宣告成功。不曾想，当年一块儿从事革命和文学事业的几位同志、同乡、朋友，却又陆续出了问题，翻了船。1953年之后，先是胡风，后是丁玲、冯雪峰以及聂绀弩等等，都身蒙奇冤，甚至连当时旁观者的吴奚如也惊出了一身冷汗。1955年。胡风一案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他听说其中一个成员阿垅还：是其重要成员的“胡风分子”，也是一个“特务”。吴奚如闻后心忧如焚：阿垅(陈守梅)正是自己在抗战初期送往延安、且化名进入“抗大”的，那是因为准备让他学习后仍返回国民党军队里进行情报工作的，如今，则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吴奚如呢?他能逃脱么?据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一书：当年文艺界批判冯雪峰，郭小川在批判发言中“点名”有一个“冯雪峰集团”：胡风、姚蓬子、韩侍珩、冯达、黎烈文、孟十还、彭柏山、刘雪苇、吴奚如、潘汉年、萧军、尹庚、丁玲、陈企霞、顾学颉、舒芜、张友鸾等。这一个名单，郭小川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叛徒、右派、反党分子，是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动的人。”无疑，个中的吴奚如还是当年延安“抢救运动”中的罪名了。
此后种种，不说也罢。但说文革结束之后，吴奚如最早提出要为胡风辩诬。他与聂绀弩这两位湖北人出面，要为另一位“九头鸟”的胡风打抱不平，他们一齐在恢复召开的“文代会”上准备提出为胡风平反的议案，据说当时周扬听说之后，找他们谈话，说中央有精神，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顾全大局。这样婉言劝阻了他们。但吴奚如还是撰写了《我所认识的胡风》等文章，其中，既回忆了自己与胡风的交往。又为胡风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