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阎锡山
作者：史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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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提出了寄存武力的没想。所谓“寄存武力”就是日本把武力寄存在中国，日军在投降前穿上中国军队的服装，改成中同军队的番号，武器仍由日军掌握，帮助中同军队“剿共”。这个荒唐的设想却得到了以城野宏为首的部分驻晋日军的赞同。于是，阎日狼狈为奸，演出了一出“日阎合流”的丑剧。双方经过谈判，最后达成协议：驻晋日军编成部队归阎锡山指挥，阎对于留用的日本军人，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并在日军现有级别的基础上提升三级。阎锡山对此协议非常满意，迫不及待地要求日军帮助他维持“治安”。为了欺骗人民和社会舆论，他将日军武器上的特有标志去掉，打上了“晋”字钢印，还把日军出操时架枪的情况拍成照片送报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对阎的此举不仅不加以追究，反而授以“受降模范者”的称号，予以奖励。
但是，阎锡山希望通过日本人来维持他在山西的统治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他们先后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在晋中战役中，残留日军主力被歼，其残余势力也在太原战役中被彻底消灭。
与共产党口是心非，既联共又反共
阎锡山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目的就是要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当日本人对他虎视眈眈，而蒋介石又从未断过消灭异己的念头时，他想到了中国共产党。他感到，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保卫山西，也许是一条可行之路。他对人说：“东北失守后，张汉卿退出了东三省。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国民党。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不抵抗，怎么办?”言下之意，保卫山西不得不依靠共产党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了解阎锡山的心病，决定争取阎锡山共同抗日。1936年，毛泽东给阎锡山亲笔写了一封信，由被俘的晋军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送给阎锡山。毛泽东在信中反复陈述了红军的抗日诚意，针对阎蒋矛盾的激化，对阎锡山陈说了利害。与此同时，晋军其他主要高级将领赵戴文等也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民主人士朱蕴山也两次到太原向阎锡山进行疏通。这一切举措对处在举步踌躇中的阎锡山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是，在蒋介石还在全力“剿共”的情况下，阎锡山并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共产党“合作”，他不得不采取了一种“变通”的办法，即采纳共产党的部分措施和口号。任用一些从前是共产党员、现在他认为无党籍的人员，有限地动员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他支持山西进步青年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即牺盟会，并亲自任会长。随后，阎锡山派郭挺一、梁化之去请薄一波回晋共商保晋大业。赵戴文对他重用薄一波很不满意，他解释说：“现在抗日是第一等好事，就得第一等好人去做。”而薄一波年轻有为，在山西青年中很有号召力，值得一用。当然，阎锡山此时并不知道薄一波是奉中共北方局之命到山西做统战工作的，如果知道的话，会不会任用薄一波就很难说了。
1936年10月中旬后，绥东形势更加严峻，阎锡山决定集中兵力击退日军的进攻。当他亲自到洛阳向蒋介石寻求援助遭到拒绝后，便决定寻求中共的支持。但是，狡猾的阎锡山并不想把“联共”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而是对他最亲信的谋士们进行了一番“民意测验”。他说：“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若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助日反共?还是联共抗日?你们要好好考虑，限期作出答复。”数日后开会表决，到会的38人，31票赞成联共抗日。阎锡山看到联共抗日成为人心所向，便加快了联共的步伐，很快与中国共产党在共同抗日问题上达成协议，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山西因此成为全国一盏抗日的明灯，吸引着全国爱国人士的关注。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进一步合作，努力抗战。这些合作除了在军事上双方互相配合作战外，重要的是通过牺盟会在战前发动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牺盟会实际上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
抗战开始后，阎锡山看到自己的军队腐败，战斗力不强，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就找到薄一波说：“一波，战争开始了，还没有兵，你看怎么办?”薄一波说：“组织新军，改革旧军。”阎锡山说：“旧军是不好改革的，你就先组织新军试试吧!”
在薄一波的发动和组织下，阎锡山决定把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的大部分学员与军官教导团的一部分改编为“青年抗敌决死队”一总队，并举行了成立大会。决死一总队是新军正式创建的第一支部队，其成员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实行政委制，薄一波任总队政委，下面的大队、分队的政治指导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各级军事指挥人员则由阎锡山的旧军官担任。在阎锡山与共产党达成八路军与新军合作的协议后，八路军给了新军大世帮助，有400名以上的八路军干部被陆续派到新军工作，新军实际上成为阎锡山和中共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军队。
山西是阎锡山的命根子，离开山西，他将一无所有，只有坚守山西，才能保住他的命根子。而要保住山西，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依靠八路军拖住日寇，依靠牺盟会发动老百姓，组织新军。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于是，阎锡山打破了“十八县”限制，在全省范围内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山西出现了武装抗日的高潮，成了当时抗日的模范战区。但是，一直视山西为自己心头肉的阎锡山，是绝不容许任何人夺去它的，当他发现共产党在山西越来越有影响力，已经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时，他便开始防共和反共了。
1938年，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制定了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在全国发动了反共高潮。山西新军是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赵戴文亲自到西安同何应钦会晤，双方协议：“山西新军解决之后，可换得中央30万法币，两万新兵。”反之，若解决不了，将撤销阎锡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在蒋介石的怂恿和支持下，阎锡山加快了武力解决新军的步伐。
1939年，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阎锡山命令决死二纵队前去迎敌。在二纵队准备向敌人发动进攻之际，旧军却从背后向二纵队发动了进攻。随后，阎锡山借口二纵队政委对他“不称长官而称老师”是叛变行为，通电全国，进行了讨伐，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阎锡山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层层围击新军，同时在地方“扫荡”牺盟会等抗日组织，先后杀害了牺盟会洪洞县县长商希敏、蒲县县长李玉波等干部，并把八路军“晋西支队”后方医院的数十名伤员也全部杀害。而早就想染指山西的蒋介石以“增援”为借口。派胡宗南进军山西，企图借反共把阎锡山的势力排挤出山西。阎锡山义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就在此时，中共中央审时度势，认为应该争取阎锡山中立，不能让蒋阎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于是，中共中央主动向阎锡山提出了和平解决“十二月事变”的主张，阎不得已同意了谈判。经过中共肖劲光、王若飞的谈判，阎锡山表示了妥协，同共产党划界而治，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域，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多次领略到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