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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阎锡山
作者：史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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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的狡猾和奸诈是出了名的，被人称为“乱世狐狸”。他统治山西长达38年，是山西的“土皇帝”，也是民国少有的“不倒翁”。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之间玩儿着“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游戏，妄图维护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但是，阎锡山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与日本人若即若离，既抗日又亲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这多事之秋，以生存为第一日标的阎锡山为了找到一条能够容许他存在的“夹缝”，充分施展了他的“精明”和“谋略”，周旋在日本、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三方之间。用他的话说就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阎锡山自从1909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以来，与日本一直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他在日本保护下避居大连，并被日方视为上宾，备受礼遇。回到山西后，他之所以能够顶住蒋介石的压力，重掌山西的军政大权，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他与日本的特殊关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曾经对阎派去赴日考察的人说：“只要阎锡山永远和日本亲善友好，日本今后对他仍然尽力支持，给予应有的帮助。”正是由于阎锡山与日本人的这些关系，他被公认为亲日派。他自己也大言不惭地说：“在中国会走日本路线的。只有我阎锡山一个人。”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种情况也随即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1935年开始，日本紧锣密鼓地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妄图把包括山西、绥远的华北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再制造一个“满洲国”的翻版。与此同时，日本垄断资本也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大肆倾销其廉价商品，疯狂掠夺原料、燃料及市场。而阎锡山在1932年东山再起后，为了表示自己不再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之心。便全力以赴发展自己的轻重工业体系。这些新兴工业急需有广大的市场来支持，然而却迎头遇到了日货的倾销。使阎锡山的美梦化为了泡影。阎锡山气急败坏，再也顾不得与日本亲善的关系，公开指责日本转嫁经济危机，损害中国新兴工业的侵略行为，要求日本对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的损失和困境负责。1935年，日本出兵侵入了与山西唇齿相依的察哈尔，次年又直接策划山西的近邻内蒙古“独立”，开始叩响了阎锡山一直视为禁脔的绥远大门，这对一直想当“华北王”的阎构成了严重威胁。日阎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更不能让阎容忍的是，日本对山西本土的虎视眈眈，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使阎锡山感到日本以前给他吃的那颗“定心丸”已经不起作用了，他也成了日本人直接打击的对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和利益，不得不进行“守土抗战”。
1936年10月底，驻绥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的伪蒙军再次进犯绥远，占领了大庙子和百灵庙。阎锡山决心“保卫家国”，决定把自己最好的部队归傅作义指挥，派两个最能干的将军赵承绶和王靖国去协助傅作义，进行绥远抗战。为了支援前线将士，阎将其父遗产87万元以其母亲的名义捐给绥远。在他的带动下。晋军将领和山西人民纷纷捐款。支持绥远抗战。在傅作义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取得了红格尔图战役、百灵庙战役的，胜利，肃清了绥远境内的日伪军，粉碎了日本妄图建立伪“蒙古帝国”的阴谋。绥远抗战在整个中国激起了巨大的抗战热情，北平、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纷纷派代表团携带巨款来绥远，鼓励阎锡山继续战斗。阎成为风头一时的抗日英雄，“守土抗战”成为山西的一面旗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山西因为地势险要，素有“华北要塞”之称，日本要占领华北，势必要攻占山西。因此，日军在攻陷平津之后，就分兵三路进攻山西。当大军压境时，正受胃病折磨的阎锡山不得不抱病抗战。他在东起娘子关。沿太行山各要隘地区到百灵庙一线的防御阵地上进行军事部署，希望能把日军挡在雁门之外，以保全自己的“领土”。
但实际情况却不像阎锡山想象得那样美妙，战事开始后，就接连丢失了南口、娘子关、忻口等战略要地，使太原也失去了它的屏障。接着，到11月8日，连太原也失陷了，阎锡山不得不向晋南撤退。失去了盘踞20多年的地方。阎锡山不免心情沮丧，情绪低落。
日军占领太原后，继续向晋南进军。在打通同蒲线后，便移兵津浦路徐州方面，山西局势相对稳定下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改变了侵华策略，即对蒋介石的国民党采取了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集中力量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此相应，驻晋日军也提出了“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的口号，还提议把掠夺的西北实业公司及其他工厂49％的财务还给阎锡山。日方的这一策略对阎锡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阎日矛盾得到一定缓和。但是，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在不到降日就不能生存的情况下，决不愿意做汪精卫第二，他开始对日本采取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方针。
1940年，日本先派汉奸白太冲偕日军特务小林高安来打探虚实。随后，又多次派人与阎锡山直接联系。阎为了生存，也开始从对日妥协中寻找出路。面对日本的“秋波”，阎自然“不忍”拒绝，随即“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将日本两个战俘连同自己的族孙阎立仁秘密护送到太原，表示对日军的“合作诚意”。对此。日本兵务局长田中隆吉授意太原日军。“只要阎锡山肯投降，要什么答应什么，暂时不必计较条件”。这样，双方开始进一步高层接触。
1940年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赵提出了“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原理”的4项原则，并要求日方给阎军装备30个团。在次年3月的又一次谈判中，赵又代表阎提出要日军让出孝义县的要求。日本为了让阎投降，经过讨价还价，同意了阎的部分要求，决定为山西补充30万兵力，由伪南京政府补充大批枪支弹药及所需军费。日军也让出了孝义，阎锡山便与日军签订了“汾阳协定”，双方各行其是。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对日阎勾结早已得知，派人对阎进行严密监视，同时答应给予阎锡山兵源、物资上的补充。在晋系内部，许多将领并不赞同阎日相互勾结，就连阎最亲信的赵戴文也表示：“我向来是一切都服从他(阎锡山)，但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了。”一般高级干部也纷纷表示反对阎锡山的做法，请赵戴文去向阎陈情。赵戴文于是对阎锡山说：“如果你投降，我就跳黄河而死，决不跟你回太原。”阎锡山眼见投降日本太不得人心，不得不暂时放缓了对日勾结的步伐，还被迫做了防御日军进攻的准备。他虚张声势地提出了“晋西大保卫战”的口号，动员所有力量开赴前线，作出了要积极抗日的样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日军对阎锡山进行了最后一次诱降。而此时的阎锡山急切想恢复他在山西的统治，但他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必须借助日方的支持才能重做山西的“土皇帝”。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