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情系共和国粮食安全的周恩来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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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口粮食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操碎了心。据原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回忆：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度危机。1960年12月底，我随周总理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周总理、陈云、叶季壮同志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粮食数量是进口150万吨。我们到昆明后，外贸部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了。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总理。他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周总理马上打电话问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周总理知道一向精细稳重的陈云同志都主张增加粮食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心里非常着急，很久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周总理对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资金问题？因为当时台湾海峡局势比较紧张，美蒋对我实行海上封锁，我国船只进出这里它们是要劫持的，这样运输和资金显得特别重要。我到香港召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了解情况，进行研究。我们一致认为：货源是有的，美国、澳大利亚存粮很多，资本家急迫要找出路，我们向他们买大批粮食，他们可以影响政府，把粮食卖给我们。至于运输船只问题：第一，尽量买FOB（货到中国口岸付款），第二，可以租用外国商船；外汇中国银行可以周转透支解决。
回到北京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总理表现出喜悦而又怀疑的心情，向我提了许多反面的问题，经答复后，他的心情似乎才踏实了。在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基本解决后，我们立即开始了购粮、运输工作。在大城市粮食供应状况仍在恶化的情况下，周总理为粮食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每天晚上都把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船只航行的情况也常问到。为了粮食，总理真是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
1961年，周恩来到东北视察，看到东北粮食困难，提出向苏联交涉，从远东借20万吨粮食，随后从进口粮中归还。这样做了，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四川省原是粮食调出省，1958年大炼钢铁，上了500万人，产量减少，又调出部分粮食，造成粮食紧张。周恩来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外调粮食，由省里内部自己调剂。1962年初，四川粮食告急，周恩来心里很难过，他立即提出支援四川。周恩来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粮食部部长陈国栋和副部长杨少桥找到他的办公室，要大家算算账。经过计算，周恩来决定在当年二季度调给四川粮食2.5亿斤，使他们能够渡过春荒。
让周恩来难忘的一次视察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所形成的农村各项“左”的政策，周恩来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1961年4月，周恩来派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开展调查工作20余天。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他又亲自到邯郸农村调查。他先在邯郸市听取了3天汇报，接着来到武安县伯延公社实地调查。
5月4日下午，周恩来在伯延公社召开了部分公社干部和社员代表座谈会。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食堂。开座谈会时，社员们不敢说食堂不好，不少人都违心地说食堂好，因为当时把食堂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谁说食堂不好，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形时说：“我叫周恩来，你们看跟墙上挂的像一样吧？这次来就是要听你们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有问题只管提，错了也不要紧的。”周恩来问坐在他身边的社员张二廷：“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张二廷站起来说：“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当然是说真话。”“要说真话，那刚才说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周恩来问：“为什么吃不饱？”张二廷说：“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点，他们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点，干部再多吃点，还能剩几两？最多剩三四两，还能吃饱？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汤汤水水就能糊弄饱。你别看我死了老婆，孩子又多，我也愿意自己做着吃。”周恩来对张二廷的话很赞赏。
在座谈中群众谈到，吃不饱，不少人浮肿，劳动没有劲，牲畜瘦得风能刮倒，干部作风浮夸，生产搞得不好，周恩来仔细倾听着。张二廷诚恳地说：“总理，这样糊弄下去，你再迟二年不下来，连你也吃不上饭了。”这话深深触动了周恩来，他陷入了沉思之中。过了一阵儿，周恩来问张二廷：“你为什么说再过二年不下来，我也没饭吃？”张二廷说：“我们吃不饱，干活没有劲儿，地里就不打粮食，长的那点粮食还不够俺生啃着吃，哪有粮食交国家？一年不交，国库有。二年不交，国库有。三年不交，国库也就没有了。国库没有了粮食，你还能不挨饿？”周恩来很受感动，说：“二廷，你是我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们批评很对，我很难过。上边不了解情况，下边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怎么不难过？”周恩来又说：“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说住我，今天你算是说住我了。好，二廷，咱俩交个朋友吧。”
在同年5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这段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说，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能把我们看做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
5月7日，周恩来就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给在京的毛泽东打电话，阐明自己的看法。比如，关于食堂问题，他在电话中说：“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关于供给制问题，周恩来汇报说：“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他汇报的第三个问题是：“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周恩来强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周恩来汇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周恩来再三阐明“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从这份电话汇报记录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对广大农民的深情厚爱，也体现出他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
到1961年夏收后，全国各地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普遍解散了农村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到户，受到广大社员的热烈欢迎。
粮食系统干部眼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十分关心粮食情况，及时阅看粮食报表，他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为了研究粮食问题，周恩来一周中要把粮食部部长陈国栋叫到自己办公室好几次。一次，周恩来请李先念、陈国栋和杨少桥商量粮食调拨计划。谈到夜里11点，他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这个计划表今晚要弄好，一会儿让你们计划司长来就可以。说完，周恩来又忙于其他政务。当粮食部计划司司长周伯萍翌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周恩来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夜劳累，仔细审查了这份材料，连每一个附注都同周伯萍讨论一遍，然后才同意印发。
据陈国栋回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直接抓粮食工作，为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付出了很多心血。”“当时全国人口6亿左右，城市人口1.2亿几百万，‘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粮食供应数量大量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负担不起。许多地方纷纷告急，形势很紧张。”“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在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至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两三点钟才去。按过去规定，工作到半夜，就应有夜餐，三年困难时期取消了，但当我们工作到深夜时，邓大姐有时也端给我们一碗素挂面，那样照顾我们，是总理、邓大姐私人招待，公家并不开销。”